作用的經營方式的態度，就是毛澤東所批評的“沒有頂住”；三是對黨內一系列的所謂嚴重的“翻案”、“修正主義”等傾向注意不夠，甚至是“麻木不仁”。

劉少奇不得不對此進行了自我批評。

11日，劉少奇在中心小組會議上作了檢討，承認五月會議對形勢和困難的“估計過分了”。

但是，劉少奇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還要考慮到國民經濟調整這個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非常擔心毛澤東的講話會衝擊正在進行的國民經濟調整。

劉少奇支援了農村“包產到戶”（10）

劉少奇雖然同意毛澤東的分析，但劉少奇也有自己的認識和看法，以至於影響到他對“四清運動”的性質上同毛澤東產生了迥然不同的論斷。

眼下，面對毛澤東的批評，劉少奇作了檢討；然而，面對毛澤東對形勢、對情況的估計和分析，劉少奇該怎麼辦？

不可能當面抵制，也不可能背後牴觸，反對是不可能的。怎麼辦？只能任由毛澤東的論斷也存在，但是又不要衝擊正在進行的經濟調整。

夾縫中求生存：國民經濟調整與階級鬥爭不斷擴大化並行不悖嗎？

劉少奇不得不作出一個選擇：在階級鬥爭問題上有保留地同毛澤東保持一致，在國民經濟調整問題上則不遺餘力地繼續堅持下去。

8月20日，劉少奇在中心小組會議上提出一個當時只能由他提出的建議：

這次會議如何傳達？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鬥爭，一講階級和階級鬥爭就聯絡很廣，傳達時要聯絡到對幹部的教育問題，講好了，對幹部教育有好處，但是，這是個複雜問題，鬧不好在實際上可能發生反右。階級鬥爭一聯絡，什麼問題都聯絡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產責任制、包工包產等等。現在實際上是研究的問題，容易劃分不清，把什麼都聯絡到階級來分析。究竟怎樣傳達，應該規定個範圍。

究竟怎樣傳達？是傳達廣一些好，還是傳達窄一些好？傳達廣一些，對幹部教育有好處，但是容易聯絡到反右。應該規定個傳達範圍。

毛澤東說：“是應該定一個範圍。要搞一個決定。”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一提議表示贊同。

進入1962年秋季，北戴河有些涼風。沒想到這股風一直吹到了北京，吹到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幾乎全部是帶全域性性的、戰略性的論斷，如果不正確對待，可能在實際上使正在進行的國民經濟調整發生轉向，也可能使整個國家的工作重心發生變化。為了就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北戴河會議決定接下來就在北京召開中央全會，繼續討論這些問題。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會議第一天，毛澤東再次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及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指出：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毛澤東在會上還繼續批判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

毛澤東說：近來有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麼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方針應當是：真正搞錯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錯了的，部分平反；沒有搞錯，搞對了的，不能平反。

沒有搞錯？難道是彭德懷問題沒有搞錯嗎？毛澤東沒有明確說明，但顯然他認為是對的。

就在毛澤東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毛澤東接著就唸了這個條子，並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當天，康生提議，被列為審查物件的彭德懷等5人不必要再出席全會，國慶節也不上天安門。9月27日，中央全會正式透過組成對彭德懷的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進行審查。

毛澤東說：我們除了在國際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國內也還有人民群眾同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它做右傾機會主義，現在看，恐怕以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

從後來發展的情況來看，實際上，毛澤東這裡所說的修正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衝著1962年上半年的“三風”也就是黨內分歧說的。

9月25日，董必武在發言中說到了“單幹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