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外部矛盾與內部矛盾，有它的外部鬥爭與內部鬥爭。所謂外部矛盾與外部鬥爭，就是它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與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矛盾和鬥爭，這在推翻國民黨政權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是存在的，並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鬥爭。”“內部矛盾和內部鬥爭，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內部各階級間、各黨派間的矛盾與鬥爭，這在今後將會逐漸加強，但與外部矛盾比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將仍然處於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劉少奇提出，中國不能過早地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這將把目前尚能與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趕到帝國主義那一邊去。這在目前的中國實行起來，將是一種危險的冒險主義的政策。”斯大林在旁批註說：“對！”

劉少奇還提出：“在中國，從現在起到實行民族資本完全國有化，還需要經過許多步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國際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因此，要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同時，實行必要的和適當的妥協與聯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對付外部敵人和克服中國的落後現象”。

在後來的會談中，斯大林就此表示同意，說，勞資矛盾暫時不要加緊、擴大，工人鬥爭不破壞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要訂勞資合同，避免破壞此合作。要使資本家變為友朋，使合作能長遠。

關於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問題，劉少奇在分析了各種情況後，提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根據以下幾項原則：（1）和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以便實現中國民族的完全獨立；（2）在國際事務中和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站在一道，反對新的戰爭危險，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3）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這些國家內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發展中國與外國的通商貿易，特別是發展與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

劉少奇提出，“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後，就會發生與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問題，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的問題。各帝國主義國家可能有一段時間不承認我們，或提出若干束縛我們手腳的條件作為承認我們的代價，在這種時候，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劉少奇提出，束縛條件是不能答應的，但可以採取積極的辦法，保證取得這些國家的承認，另一方面，“我們是否再等一等，不急於得到這些國家的承認，為了避免發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事情？”劉少奇還希望，新中國成立時，蘇聯能夠率先承認中國。

斯大林批註說：“區別對待。誰不承認中國，中國在貿易上就不給它任何優惠，為此要利用中國的商人。”對取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斯大林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對的，“最好不急。”在會談時，斯大林明確表態，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即可承認。

新中國的對外政策的重大特點就是，“在國際活動的政策上，我們一定要與蘇聯一致。”毛澤東說，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如果不與蘇聯一起站在反帝國主義的陣營，而企圖走中間路線，那是錯誤的。

劉少奇秘訪莫斯科——取經（6）

劉少奇還提出，在外交問題上，“希望獲得斯大林同志及聯共（布）中央的指示”。

斯大林對這一段批註說：“好！”

關於中蘇關係問題，主要涉及國民黨政府同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出了三種處理方式：（1）由中國新政府宣佈全部承認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據原來條約的精神，由兩國政府代表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便根據新的情況在文字和內容上有所增減；（3）由兩國政府代表換文，暫時維持這個條約的原狀，但準備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加以簽訂。

劉少奇說：“在這三種方式中，應該採取哪一種方式為好？”

斯大林批註說：“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後再決定這個問題。”

劉少奇還提出：“毛澤東同志希望訪問莫斯科，但他現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蘇中建立外交關係時公開地進行訪問。他到莫斯科的時機和方式，希望予以考慮。”

斯大林批註說：“對。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關係以後。”

劉少奇在報告中說：“我們長期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中，對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現在要來管理一個如此大的國家，並進行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我們還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在這方面，聯共（布）給予我們的指示和幫助，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迫切地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