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首：“再這樣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這樣搞下去了！是該回頭總結一下的時候了！”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關於各地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訊息。讓全國人民驚奇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很少見的並沒有聚集在一起度過，而是分散在各地同當地群眾一起：毛澤東在上海，劉少奇在長沙，周恩來在邯鄲，朱德在成都。

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在外地，為什麼？報紙上看不出任何的蛛絲馬跡……

他們心繫全國人民，與民同樂，也要與民共苦，更要與民共渡難關……

3年的“大躍進”，給全國人民帶來的是什麼？他們想知道……

農村的形勢到底怎麼樣？中共最高領導層中每個人的腦子裡不能說是一筆糊塗賬，但至少是不甚清楚，或者知之甚少。

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八字方針提出後，怎樣貫徹執行，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困難局勢？怎樣找到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道路？首先必須對形勢有一個明確的認識。

最先下決心的是毛澤東，在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一系列中央會議上，毛澤東一再鄭重向全黨提出必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宣佈1961年為“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因為“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情況不明，政策就不對，決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對頭。”會後，毛澤東就派出了幾個調查組到農村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又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旨在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的錯誤。

3月10日至13日，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有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和所屬各省市區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即“三南會議”），討論公社工作條例和農村工作問題；與此同時，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集東北局、華北局和西北局三個中央局和所屬省市區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即“三北會議”），討論的同樣是農村工作問題。

3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後，自己並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

我看你們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彙報，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同一天，毛澤東建議“三南會議”與“三北會議”合併召開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集中討論農村工作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第二天，劉少奇就飛赴廣州。

到廣州的當日，劉少奇就出席了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在會議上說：群眾提出他們對多購少吃很有意見，要求豐收、多產情況下可以多購，但他們也要多吃；如果少產了，那就少產少購少吃。我們對於多產的，應該有所獎勵，國家應該採取這個政策。按勞分配，不但要表現在工資問題上，而且要表現在實物問題上，就是說多產的要能夠多吃一點，多用一點。增加收入的問題，不但貧隊要增加收入，富隊也要增加收入，這樣他們才滿意。我們不是提出，要讓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嗎？如果讓富隊不增加收入，那就達不到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毛澤東在會議上再次強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說：“為補課起見，我現在提倡調查研究”，“第一書記親身調查很重要，足以影響全域性。”

紮根家鄉44天，劉少奇痛心疾首（2）

劉少奇同意毛澤東的主張。3月19日，他在會議的中南、華北地區小組會上專門談了調查研究的問題。

劉少奇表露了自己的心跡，下了決心：“我本人也要下決心搞調查，搞一個工作組，這比看報紙、聽彙報要好得多。”

廣州工作會議後不久，中共中央領導人、各大區領導人紛紛走出辦公室，走向鄉間農田、工廠車間，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劉少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