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之一。他多次說，中共中央在期待蘇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導。米高揚表示，蘇共中央不能干預中共中央的活動，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導中共，每一個黨都是獨立自主的，向蘇共中央徵求意見時，蘇共中央只能提出建議，而不能作指示。

毛澤東一再要求這樣做，並說，我在期待蘇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導，因為我們的經驗還很少，我自己僅僅是斯大林同志的學生。毛澤東的這些想法直接影響了劉少奇後來秘密訪蘇時關於兩黨關係的論述。

在毛澤東同米高揚會談時，有些會議劉少奇也參加了。因此，會談的內容在他起草的準備同蘇共中央會談的提綱中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據米高揚寫給蘇共中央的彙報電報說，2月3日，在會談中，劉少奇就新中國的工業發展問題提出了設想。

他說：“在解放了的中國建立工業基礎，沒有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幫助是不可想像的。這種幫助對於我們來說應起決定作用。我們認為這種幫助可以採取以下方式：1．傳授社會主義經濟改組經驗。2．為我們提供有關的圖書資料，向我們派遣各經濟部門的顧問和技術人員。3．為我們提供資金。我們認為，蘇聯、民主主義國家和中國應該相互提供經濟援助，在蘇聯的援助下我們會更快地走向社會主義，當然是如果我們不犯錯誤的話。我們知道，沒有蘇聯的幫助，我們無法恢復滿洲的鞍山聯合企業，因此我們想預先知道蘇聯能向我們提供的援助的規模，以便在我們的國民經濟計劃中預先對其作出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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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秘訪莫斯科——取經（2）

劉少奇對米高揚說：“我們政策中的基本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最複雜的問題是小商品生產者問題，即他們是否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的問題。小資產階級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

劉少奇進而提出，中共的目標是透過加強國民經濟中的計劃成分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將具有時間上的長期性和鬥爭上的激烈性。據我們推算，對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發動全面進攻，要等到10—15年之後，然後我們將著手使工商企業轉到國家手中，進而加快中國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步伐。“只有為農業奠定工業基礎，我們才能考慮把農業轉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

劉少奇的這一些想法，實際上就是1948年9月會議上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劉少奇等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規劃。當然，這一規劃是否妥當，借米高揚來訪的機會，同蘇共中央交換意見是很正常的。而且，還帶有很大的“請示”、“彙報”的成分。在後來的天津講話中，劉少奇就把這些想法在天津市黨員幹部中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和傳達，以糾正黨內在城市工作問題上存在的種種“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以及錯誤做法。

儘管如此，中共領導人此時的對新中國的建設問題，仍然是停留在一個“規劃藍圖”的階段，還沒有形成更具體的方針政策。但畢竟是大政治家，對涉及國家大計、民族前途命運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是沒有絲毫的含糊的，而且的的確確作了深入的思考。

當然，畢竟沒有管理和治理國家的經歷，中共領導人對新中國的思考有其偏頗是在所難免的。

米高揚從這次會談中看出了這一問題，並向莫斯科作了彙報：

必須指出，我與之交談過的政治局委員都很在行，他們在一般政治問題、黨的問題、農民問題和一般經濟問題上都很有信心，而在經濟問題上素養很差。他們對工業、交通和銀行的概念很模糊，如他們沒有任何有關在同國民黨作戰之後所沒收的日本財產的材料。不知道在中國有哪些重要外國企業，它們屬於哪些國家。也沒有關於外國銀行在中國活動情況的材料。他們還不知道，哪些企業屬於他們要沒收的官僚資本企業，其中有多少在被解放了的地區，處於什麼狀態。他們的所有經濟計劃都帶有總目標性質。甚至對於在解放區內由他們支配的計劃也未加以具體化。他們身居農村，脫離實際。在會談過程中得知，他們對於打算作為國家經濟支柱來掌握的企業（大銀行、大工業等）也沒有具體的計劃。

的確，中國共產黨人此時還沒有對新中國提出一個更為具體的戰略構想，僅僅是大模樣、大框架，至於具體的東西，就沒有了“具體的計劃”。這也正是劉少奇為什麼秘密訪蘇的主要原因：借鑑蘇聯經驗，開國建國，細緻地描繪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藍圖。因此，毛澤東向米高揚提出，中共領導打算過一段時間向莫斯科派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