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為利息，就要責備我，但讓我特別申明一下，在後面我將充分地闡述這一點。

利潤的大小，不像迴圈流轉中收入的度量那樣可以明確地確定。特別地，不能說像迴圈流轉中成本各要素那樣，利潤的度量恰好可以確切地引發“必需的企業家活動量”。這一數量，在理論上是可以確定的，但它不存在。在一定時期內實際獲得的利潤總量，以及個別企業家實現的利潤，可能遠大於必然引發的實際起作用的企業家活動量。的確，這個總量常常被高估。誠然，必須記住，甚至是明顯的不相稱的個人成就也有它的作用，因為獲得這種成就的可能性發揮著一種更強大的激勵作用，它比按理應用利潤量乘以機率係數的積所表示的那個激勵作用還大。對於那些沒有實現這種成就的企業家而言，這種前景似乎也屬於一種有吸引力的“報酬”。儘管如此，有幾點是很清楚的，即在許多場合，較小的利潤量，尤其是較小的利潤總量，將產生相同的結果。

同樣，企業家活動質量與個人成就之間的聯絡，在這裡，比起例如在專業性勞動市場的情況要微弱得多。這一點不僅對於稅收理論是重要的——即使這一因素的重要性在實際中僅限於考慮“資本積累”，從增長被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供給這個意義來說——而且它也說明了為什麼企業家能那麼相對容易地被剝奪其利潤，以及為什麼“領薪水的”企業家，例如經常起企業家作用的工廠經理，通常能夠滿足於遠低於利潤總量的報酬。生活越是合理化，平均化，*化，個人與某些具體的人（尤其是在家庭範圍），以及與具體的事物（比如一個具體的工廠或者一幢祖傳的宅院）之間的關係就越是短暫，我們在第三章列舉的許多動機就會越加喪失其重要性，而企業家也越來越丟失其對利潤把握的權利。這一過程與發展的日益“自動化”是並行的，而它也有削弱企業家職能重要性的趨勢。

今天，就像過去對這個社會過程的開端還不瞭解的時代一樣，企業家的職能不僅是經濟系統不斷重組的工具，而且也是推動包括社會上層階級在內的各要素不斷變化的工具。成功的企業家，連同他的家人，其社會地位上升，他從他的成功的果實中獲得不直接依賴於個人行為的某種地位。這是資本主義世界人們社會階層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它的程序是靠競爭性地摧毀舊企業，從而一切都在舊企業的基礎上存在，所以，總是相應地有一個衰落、喪失社會地位、消亡的過程。這種命運也威脅著那些權利正在衰落的企業家，或者威脅著那些已經繼承企業家的財富卻不具備他的能力的後代。這不僅是因為競爭機制不容許有持續的剩餘價值，從而所有的個人利潤都會枯竭，甚至正是透過這個追求利潤的激情（這種激情是競爭機制的推動力）消滅它；而且還因為，在正常情況下，事情總是按照將企業家的成功體現在他對企業的所有權上來發生；這個企業通常由他的繼承人繼續管理，很快也就成為因襲行業，直到被新的企業家代替。

美國有一句諺語：三代之內，興而復衰，的確如此。例外的情況是很少的，而衰落得更快的情況多得足以抵補那些例外的情況還有餘。因為總是有企業家、企業家的親戚、企業家的繼承者，而公眾輿論以及關於社會鬥爭的措辭很容易忽視這些事實。這樣，那些逃離社會鬥爭的繼承者們構成了一個“富人”階級。事實上，社會上層就像是旅館，裡面的確住滿了人，但是裡面的這些人永遠在變化著。他們當中包括來自下層的人，這些人的數量很多，多到我們中的許多人都不願接受的程度。於是我們又面臨一個更進一步的問題，只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才能看到資本主義競爭制度及其社會結構的真實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