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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全國性的，更是地域性的。江浙一帶經濟活躍，四川也有人把個體經營做得紅紅火火，但有些地區卻遇到些許障礙。

2月，乍暖還寒。

同自然氣候相仿，溫州正遭遇有些寒冷的“早春二月”。來自民間的力量掀起一股股商品經濟的熱潮，同時這種蓬勃的生機卻被推上姓資姓社爭議的風口浪尖。“同樣人多地少，也同樣由貧變富，為什麼人們對蘇南肯定的較多，對溫州的看法卻有大分歧？”

1986年，費孝通視察溫州

帶著疑問，2月底，費孝通來到了溫州。在四周窗玻璃殘缺不全，冷風絲絲吹進的鄉政府接待室，76歲的費孝通安之若素。他把一件短大衣的領子豎起，雙手攏袖管，不時抽手做記錄。溫州的變化，觸動了費老的學術靈感。作為此行的一個成果，費孝通在《瞭望》上發表了《小商品　大市場》一文，為溫州經濟正名。當時蘇南、珠江、溫州都有爭議，但前兩個畢竟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溫州比較例外，資本主義、假冒偽劣都推給了溫州。所以，在溫州人的眼裡，費孝通這篇文章的發表被視作高層公開的支援。來年，國務院確定溫州為全國首批農村改革試驗區，一系列支援民營企業發展的地方性章程和法規在溫州相繼出臺，其中包括《溫州市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溫州市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溫州人王振滔每次提及費孝通，感激之情總是溢於言表。因為幾乎就在費孝通來溫州的同時，王振滔賣起了皮鞋。

在王振滔的記憶中，一位長者的話令他終身難忘。村裡一戶人家蓋房，王振滔極不情願地被叫去幫忙遞磚瓦。看著他有些懶散的樣子，一位長者說：“這孩子長大了幹不了什麼事的。”當時王振滔懵了，接著他遞完最後一片瓦，馬上離開。就這樣，17歲的王振滔走出家門，到外地闖蕩。他坐船到武漢，跟隨堂舅學木匠手藝，走家串戶給人做傢俱。

對年輕的王振滔來說，居無定所的“遊方木匠”生活艱苦且賺不到大錢。不想滿足於成為一個手藝人的他投奔遠在福建的舅舅。在福建，王振滔找到了賺錢的機會。那時溫州許多生產紐扣的家庭作坊對馬口鐵需求量很大，而在福建做罐頭盒的廢鐵皮卻沒有人要。王振滔以100元一噸從福建回收廢鐵皮，到溫州500元一噸出售，供不應求。從此，王振滔往返於福建和溫州，倒賣鐵皮賺取差價。不過，很快他發財的方式引起更多溫州人的注意，競爭對手多了起來，利潤越來越薄。

1986年，王振滔從武漢回溫州過春節時路經南昌，隨朋友參觀了一個展銷會。他注意到，皮鞋賣得最好。老鄉也告訴他，推銷皮鞋比較穩定，利潤較高，可以嘗試。

心動的王振滔春節一過，帶著溫州5家皮鞋廠的產品，回到武漢，走進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國營商場。國營體制、供銷方式的種種侷限，再加上王振滔小販遊商的背景，國營商場通通拒絕接納這些主動上門的溫州鞋。無奈之下，王振滔做出決定，提前交納承租費，不讓商場承風險，租借國營商場的櫃檯。終於有商場負責人同意租半個櫃檯給王振滔。面對千辛萬苦爭得的半個櫃檯，王振滔非常細心地記下顧客對皮鞋款式、尺碼、顏色、質量的意見。顧客要什麼樣的鞋，他就打電話給溫州的廠要什麼樣的。這樣，他半個櫃檯的銷售額，比商場10個櫃檯的銷售額還高。

1986：與青春無關的日子（6）

仍是在1986年，發生的一件事成為成名後的王振滔願意與人分享的一段經歷。他揹著一個裝有2000元現金和一些衣物的皮包，跟車從溫州往福州運貨。貨車路過蒼南縣境，一名老人坐進駕駛室，搭便車去福建。到達福州已是晚上，道別後，王振滔住進一家旅社。在旅社，他開啟包，頓時驚呆了：裡面竟有厚厚的一沓錢，整整11萬元。他明白過來：乘便車的老人拿錯了包。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錢的王振滔，拉上司機到各旅館一家一家地去找老人。當欲哭無淚的老人看到王振滔拿著皮包出現時，一時哽咽，當即拿出1000元表示感謝。王振滔謝絕了，“我如果想要你的錢，就不會來找你了。我只想取回屬於我自己的2000塊錢和皮包。”

企業生命同樣印證著盛衰交錯的生存法則。每一天，經濟新芽冒出，也有剛剛破土而出的嫩芽夭折，日薄西山的老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