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產業的工作。

在1970年我們住過的房東家裡，當年跟著父母去要飯的，上小學二年級的兒子已經娶妻生子，現在從事種豬配種，一年收入不少。原來住的兩口窯洞，一口倒塌了，另一口作為養種豬的豬圈。家裡的院子裡蓋起了五間磚房，有摩托車、彩電、冰箱。我在他女兒的房間裡看到的是和城裡女孩一樣的貼在牆上的電影明星照片。

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連續幾年都以“一號檔案”的形式下發有關農村的檔案，採用實行土地承包等各種方法調整農村的生產關係，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在農村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鼓勵農民購買農業機械，提高農產品價格，取消農業稅，使得生產關係適合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黨的這些政策符合*主義關於生產關係只有符合生產力，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論斷。是順民心，合民意，農民從心眼裡擁護。

回想當年，雖然整個村子所處的山西晉南黃土高原的丘陵地帶，是棉、麥產區。全大隊有8000多畝地（其中，水澆地不到1000畝，其他都為旱地），1800多口人。但不論是從畝產、口糧，還是工分值與周圍的幾個大隊比，生產、生活都處於落後狀態。

插隊時的我，對於農村是既不陌生又陌生。不陌生，是因為過去為了貫徹毛主席“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指示，學校每學期有兩週到農村、工礦勞動，　我已經多次到北京近郊農村勞動過了，而且徒步“長征”中也到了很多農村。說陌生，是因為過去的農村勞動都是短時的，最多兩週，而且單獨住宿。現在是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工同酬”。一年四季將和農民一樣，“臉朝黃土背朝天，手捉犁杖鞭打牛”，從播種到收割，樣樣農活都要幹。並且這裡的農村比北京的農村要破落得多，農民大都住在土坯房或窯洞裡，靠到集市上出賣一些自留地的農產品，換回日常生活用品，每年只能分到兩三斤左右的棉籽油，生活非常貧困。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難忘的歲月（11）

在第一年夏收過程中自己被生產隊指定為打場組的組長。每天三四點鐘，太陽出來前，我就要把組裡的幾個社員叫到場上，將成捆的小麥用三齒叉立在場上，待太陽曬一上午後，下午兩三點鐘用牛或驢拉著石頭碌碡，進行碾場。碾場時我們站在中間，戴著草帽，一圈一圈地收緊韁繩，再一圈一圈地放鬆韁繩，讓牲口拉著的碌碡能夠將所有小麥都碾到。然後再將碾出的麥子用木鍁和用人力搖動的木製風扇進行揚場，把混在麥粒裡的短麥秸除去，裝進麻袋，扛入糧庫。這和耕地時用牲口拉著木犁犁地，用荊條編的耙籬耙地，用手搖簍播種，夏收時人用鐮刀收麥，用馬車將麥捆拉到場上一樣，都是最原始的方法。40多天的麥收、打場結束，交公糧時，我在糧庫的磅秤上一秤，體重居然下降了12斤。當時我就想，解放都20年了，怎麼農村的生產工具還這麼落後啊？為什麼不使用已經有的農業機械啊？就這個問題和“*”中被打倒的老支書（解放戰爭時期因傷退伍的解放軍排長）探討。他告訴我，拖拉機犁地是好，可是油錢太貴，而且邊邊角角的地方也犁不到；收割機收的麥子，麥茬太高，將能夠喂牲口的麥秸浪費了；脫粒機太貴買不起，而且還要用電，也用不起。還給我算了一筆種小麥的成本賬，按照當時的糧食收購價，除去種子、化肥、機井澆地用的電費等各種開銷後，每斤麥子只有兩三分錢的收入。如果使用機械播種，收割，那就只有不到兩分錢的收入了。全村的老百姓還要靠這些錢計算工分值（最好的年景我們小隊一個工分分錢，一個壯勞力一天10分，收入角）。而歷年小麥畝產，始終徘徊在260斤左右，交完公糧後，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原麥260…280斤，按照標準出粉率85％計算，每個人全年只能吃到221…238斤麵粉，每天6…6兩半。為了解決社員的吃飯問題，各生產小隊都種高產紅薯。對於孩子多的家庭，這樣基本還可以維持一年，但是，對於大人多或飯量大的家庭就不夠了。上個世紀70年代時我們的房東老兩口只有一個孩子，飯量又大，到了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全家出去要飯。解放20多年，農村還有要飯的！這對我們四個住在他們家的知青來說，感到十分震驚。於是我們將家裡帶來應急的全國糧票集中起來，自己出錢買了110斤糧食送到房東家裡，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在使用原始的耕作工具，付出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下，農民們還在年復一年地辛勤耕種，這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正是他們這種吃苦耐勞、默默無聞的勞動，才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