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的興奮當然是有原因的，誰不知道鹽是個好東西？

自有王朝統治以來，這玩意便是由國家壟斷的重要民生物資之一。幾乎每個王朝都會實行食鹽專賣制度，鹽鐵糧茶這些壟斷的基本物資每年都會創造出巨大的利潤，給朝廷帶來巨大的收入。

偏安於江淮的南唐自然也不例外，私鹽的販賣是被絕對禁止的，只有由朝廷進行專賣。

但即便如此，民間私鹽的販賣依舊屢禁不絕，如同去歲李源在楚州的親身經歷，那些私鹽販子就算冒著砍頭的危險，也依舊進行著私鹽的販賣活動，因為利潤著實可觀，而不少皇族以及高官也會為之庇護甚至親自參與其中。

南唐的產鹽地卻是普天之下皆知，淮南，便是周世宗柴榮拼著命也要打下的江北十四州之地，誠然，這塊人口富庶、貿易發達的地方有著極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與戰略價值，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取得這塊珍貴的產鹽之地，甚至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氣運與未來。

在後世的歷史記載中，自從李璟失了江北十四州後，南唐只能每年付出巨大的代價反過來去向周國買鹽，以維持宮廷與民間的生活所需，經濟貿易一蹶不振，國家財政可謂元氣大傷，也極大動搖了軍隊與百姓對於朝廷的信心，沒了土地沒了錢，缺了人口缺了鹽，這也是南唐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鄒老漢嘴裡聽聞澧州有鹽井時，李源心裡極為震驚，至少在他所知的真實歷史裡，楚地也就是湖南之地產鹽，也是等到清朝滅亡五六十載之後。

歷朝歷代“例食淮鹽”，靠水運逆流輸入，極為不易。淮鹽的總集散地在南唐東都府揚州的十二圩，從十二圩到淮南鹽場約兩千裡許。

鹽船自十二圩出江，過國都金陵下關碼頭，接著逆長江西上，經鄂州入嶽州約兩千一百餘里，再轉運到全國各地，平均水路里程也有七八百里，這樣算下來，若是淮鹽入楚，平均水程實有五千裡之遼遠，可謂是“粒粒皆辛苦”矣。

楚地食用淮鹽的歷史，一直延續到了清朝中後期，那時的滿清朝廷考慮到湘西、湘南皆山區，道路崎嶇，私鹽氾濫難禁，隨著粵鹽與川鹽的興起，又給湖南劃分了粵鹽區和川鹽區。粵鹽銷區在南嶺北的湘南山區，包括郴縣、宜章、永興、資興、桂陽、耒陽、嘉禾和藍山等十餘縣。

粵鹽入湘有兩條主道，一條從廣東樂昌的坪石北江碼頭卸鹽，靠人挑騾運翻越南嶺山脈至宜章，走九十里青石板路到郴州再入耒水；另一條從廣東連州的連水星子碼頭卸鹽，也是人挑騾運翻過南嶺至臨武北江的水東碼頭上岸，或至桂陽的舂陵江舍人渡碼頭北上衡陽入湘江。

川鹽並銷區主要是湘西等地山區就近購食川鹽，後來澧州也劃入了川鹽並銷區。

但從銷量來說，淮鹽還是佔了八成，粵鹽和川鹽各佔了一成左右。

一句話，無淮鹽，楚地難續，天下難續。

說到鹽價，今南唐正值保大年間，由於江南戰亂少，人口富足，勞力較多，糧米價格算是低廉，但鹽價卻始終居高不下，哪怕自身產鹽。

以金陵為例，保大十年金陵糧價一石糙米只有二百文錢，一匹普通的布的價格也只有四百五十文，已算是便宜惠民了。這就是為何大多數南唐百姓，全家只要努努力，但凡每月只要有一兩貫的進賬，便能保證全家上下吃飽穿暖的原因。

但還是在金陵，鹽價每鬥卻已在三百文上下，也就是說，每石鹽的價格在三貫左右。別小看這一石三貫的鹽價，這年頭可食用的東西不多，人只能在調味上動心思，口味往往較重，甭管南北都喜歡吃醃製的食物，這就導致了食鹽消費量的龐大。

單單國都江寧府金陵一地人口，不算權貴階層，普通百姓一年便得消耗粗鹽將近五十萬石。也就是說，僅僅金陵一地，每年普通百姓消費食鹽這一項便要花費一百五十萬貫的收入。

這還僅僅是金陵一地的普通百姓。自唐朝以來，軍隊裡士兵供給的食鹽標準比之普通百姓高出一倍，算上金陵的禁軍以及附近拱衛國都的兵馬十萬上下，這些士兵每年消耗的食鹽在五萬石左右，這便是十五萬貫錢的消耗。

再有，若以為只是人吃鹽，那就大錯特錯了。牲口吃鹽的數量也是極為龐大的。特別是軍中的戰馬，馬無鹽奔行無力，和人一樣，要想有氣力，必須要吃鹽。

南唐延續唐律，從樞密院規定的馬鹽供給條例便可見一斑：“馬鹽，一馬日支鹽三合，一月九升，六個月五斗四升。一軍馬日支鹽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個月六千七百五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