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出任滿鐵駐南京辦事處主任。此時，西義顯奉松岡之命，正從事於中日“和平運動”。對於董道寧的來訪，西義顯非常驚奇，因為在戰時，作為一名外交官與敵方人員會見，非同尋常。他猜想，董道寧此來一定是與陶德曼的調停有關。經西義顯的詢問之後，董道寧對此完全承認。他說：“在現在這種情況下，除希望陶德曼調停取得進展外，對世事無所指望。”153當他從董道寧的講述中得知董曾與川越會見，想求得日本在條件上作出某種讓步之後，就鼓動董道寧往東京，與日本政府直接進行交涉。

在西義顯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及日本同盟通訊社駐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的安排下，1938年2月15日，董道寧乘船在長崎上岸，16日抵達東京，直至3月上旬，離開東京經大連會見松岡之後，回到上海。他在東京期間，會見了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他從多田那裡“證實了日本在1月16日近衛宣告發表之後，因為預感到事變似有意外延長的情況，確實希望從速實現對華和平。”154

董在離開東京時，影佐禎昭還寫了兩封信託董帶交。影佐說：“我寫了兩封信給一向為我所尊敬，又是蔣介石軍政雙方的重要助手何應欽和張群，託他帶去。那是因為在近衛宣告發表後不久，直接寫信給蔣介石是不恰當的。並且還想，以一個課長的地位寫信給蔣介石，也是不妥當的，所以寫給這兩個老朋友。”155

影佐的信大意如下：

日中兩民族不幸發生戰爭，導致1月16日帝國政府之宣告的發表，東洋之命運不能不說窮途末路了。為開啟此窮途之道，首先是貴國出現一個偉大的王倫，以解除我國朝野之士誤解。現董道寧先生來日，以身傳達貴國的誠意，使我當局大為感動。這是擺脫困境的第一步，但願有人繼他之後，再進一步試行啟我等之蒙，以期待貴國的真意和我國的感動心情得以交流。156

影佐信中所謂的王倫其人，是南宋時主張與金和議的代表人物。1127年（建炎元年），他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赴金，被扣至1132年放還。1137年再次赴金，見金大將完顏昌。1138年復與金使同至臨安（今浙江杭州），約定和議。後被兀朮扣留，1144年死於北方。影佐援用中國歷史上的這一典故，是把自己比作完顏昌，而把董道寧比作王倫，要中國政府繼續派人與日本談判和平結束中日戰爭。

董道寧到上海後，與已至上海的上司高宗武會見，然後一同返香港。 4月2日，高宗武回到漢口，向周佛海報告董道寧赴日的情況。影佐的書信，當然也會經由周佛海或陳布雷之手，轉呈蔣介石、汪精衛等人。

董道寧只是外交部亞洲司一個小小的科長，如果沒有上級的指示，他是不敢膽大妄為，潛赴敵方國都，進行“和平”交涉的。我們現在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像高宗武往香港一樣，事前是經由蔣介石同意了的。但是除高宗武外，周佛海也是支援的。儘管周佛海曾否認他與董道寧的日本之行一事有關。他說：“此外，還有一個名叫董道寧的人。此人跟我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到過日本，由他的活動的結果，斷定日本也有和平的意思，把他所得到的材料供給高宗武。此事高宗武也有對蔣介石報告過。”157　。　想看書來

暗中通敵（4）

但是，據西義顯說：1939年4月16日，他與高宗武等人在香港淺水灣飯店會見時，高宗武曾說：“作為我個人，我認為，即使陶德曼大使的調停破裂了，和平工作仍必須繼續下去。因此，我便與周佛海（蔣介石的侍從室副主任）等商量，決定一方面以一再表示和平主張的汪兆銘為中心，加強同志的集結；另一方面，派遣董道寧到上海，並請董與川越大使談判，請川越大使說服日本政府放寬條件，為此做了全面安排。總之，決心使國民政府改變態度，接受和平。”158

周佛海在聽了高宗武的報告後，很是興奮，並且決定親自飛往香港，直接與日方交涉。3月21日，他寫信給楊淑慧說：“宗武夫婦住我家。”這說明此時高宗武已到了漢口。信中還說：“我已買定下月14日的飛機票，大約臨時沒有重大事故發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但是，周佛海此項計劃為蔣介石所阻。3月27日，陳布雷打電話給他說：“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須打消，因有種種關係，不便前往，否則，恐起物議。”周佛海聽到這個通知後說：“聞之不勝懊喪。”159

4月1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是日，周佛海寫信給楊淑慧說：“宗武大約不能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