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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偉大的勝利》的社論，錯誤地提出：“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文化大革命前，他夥同劉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劉少奇一起鎮壓群眾，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權力，便舊病復發，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這些顯然都是不辨是非的不實之詞。

鄧小平被“打倒了”。這是他的第三次“沉落”。但是，廣大人民群眾更加關切著蒙受不白之冤的鄧小平。民心所向，眾聲呼喚：鄧小平，你在哪裡？

有人曾著書說：4月5日清明節這天，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反駁張春橋的造謠中傷；還有人說鄧小平來到天安門廣場表示贊同天安門廣場廣大群眾的行動。這裡，至少第二種說法不確實，因為在當時那種複雜、緊張的局勢下，鄧小平怎麼能輕易地來到廣場呢？

他在後來會見外賓時曾提到，從最後一次被打倒到重新上臺，他一直呆在北京，當然，住處是換了幾處。首先是在距離天安門廣場很近的地方，在此，他被監管了2個多月。後來的地方還有家中、有301醫院、西山等。1997年6月2日，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曾在一封信中，確證了這時鄧小平活動情況的史實，她說：關於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間所謂曾到廣州為許世友保護一事，純系誤傳。自1976年初“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被第三次打倒至1977年復出工作期間，不論處於被軟禁的狀況或復出前的準備階段，小平同志均在北京，從未去過外地。因此上述文章中所謂的1976年下半年鄧小平到廣州，受到許世友保護，在廣州的菜市場與群眾見面等等，均系原作者之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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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1）

兩個“凡是”不對！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是###是革命行動。

——1977年4月7日鄧小平對中央負責的人談話

坦率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這是我一種交心的話。

——1977年7月鄧小平的談話

我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九個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來工作的，到那時我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

——1982年9月18日鄧小平同金日成的談話

毛澤東主席於1976年9月9日0時10分在北京逝世！

被監管的鄧小平雖然對毛澤東的嚴重病情心中有數，但是這突如其來的訊息畢竟使他感到震驚。他閱讀著報紙上登載的訃告，端詳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通欄標題下毛澤東在各個革命時期的照片，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儘管人們沒有在弔唁活動中看到他的身影，半年多以後，鄧小平回憶說：“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的時候，我曾向中央用書面表達我內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

鄧小平吸著煙，久久地思索著，實際上，他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至江西時，一直思索著。粉碎“四人幫”前後，他已得出這樣的認識：“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從報紙上看到毛澤東的遺容，心裡是多麼想親眼看看啊！他感到，無論怎麼說，毛澤東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澤東，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他最偉大的功績，就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了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

鄧小平在悲痛之際，已經把目光放得相當遠了。無論從“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宣傳內容上，還是從毛澤東逝世前後刊登在報刊上的一些照片上看，“四人幫”已經在磨刀霍霍了。

鄧小平被錯誤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以後，組織上派長期在中南海服務的一位幹部去鄧家工作。

鄧小平仍舊像在江西蒙難時那樣散步、思索。據當時身邊的一位幹部回憶：當那步子陡然一緩，小平同志的頭便慢慢、慢慢地仰起來。他開始深呼吸，兩眼恢復了沉靜，目光又是那種我熟悉的樣子——莊嚴裡透出奔放，溫和中藏著犀利……於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