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的兩個熟人，一個是你的同行，“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歷史的巧合是：當鄧小平在南昌講“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之後，周恩來也講“林彪之死，天造地設”。1972年1月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講鄧小平的那幾句話時，周恩來意識到，這是鄧小平復出工作的決定性轉機。而且將是解放一批老幹部的先聲。於是，他示意陳毅親屬將毛澤東的包括對鄧小平評價的話傳出去。同月下旬，他在接見外地一個會議代表時，當著江青、姚文元的面指明：林彪這夥人就是想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4月他又親自審定了《人民日報》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此時，鄧小平家“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較以前逐步好轉。”中央還批准了鄧小平關於讓兒子回北京治病的申請。

所有這些來自北京的資訊，透過子女們傳遞過來，鄧小平也能深切感受到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的複雜心緒，他也在為復出努力著。8月，鄧小平第四次和全廠職工聽了林彪、陳伯達歷史罪證材料的傳達後，心裡仍很不平靜。他拿過檔案認真閱讀起來，對重點地方反覆琢磨著，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過去覺得林彪很會打仗，雖然不是每仗必勝，但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也許是一個長處。可是，僅我知道的，他在歷史上就犯過兩個錯誤，一次是長征途中搞秘密串連，要改換遵義會議後領導軍事工作的毛澤東等人。二是抗美援朝時拒絕領兵去朝鮮作戰。實際上，他是怕美國，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自我批評的氣氛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

鄧小平點了支菸，在嫋嫋升起的煙霧中，繼續他的思考：全國解放以後，我從林彪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忌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他說劉伯承在二野沒起什麼作用，當時我就講，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委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對此，林彪很不高興。

陳伯達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對他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他會寫但也忌妒別人能寫，從沒聽他說自己在哪件事上搞錯了。他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

鄧小平回憶著，思索著，他覺得，自己有必要就林彪、陳伯達的問題再次上書毛澤東和黨中央。於是他大步走回房間，攤開紙，行雲流水地寫起來：

把我從江西“牛棚”接回來（3）

……如果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為半殖民地，儘管人民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但是這要經過多長時間痛苦的歷史反覆啊！

夜幕已經降臨，寂靜的小院顯得格外冷清，鄧小平舉頭眺望窗外，只見昏黑的夜空越來越多的星星眨亮了眼睛。他低下頭，思忖了一下，又飛快地寫下去：

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

這時，鄧小平又想起了多年來了解自己的毛澤東，想起了林彪、陳伯達要置他於死地時毛澤東堅決保護的態度，國家目前的混亂局面，一種強烈的革命責任感驅使著他，他要用筆下的文字告訴毛澤東：

自己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6年多了，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和第一封信一樣，這封數千字的長信寫完後，透過江西省機要渠道轉送給毛澤東。

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鄧小平。這一次，毛澤東直接在信上批寫了關於鄧小平的歷史功勞的一段話，並強調：“這些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講一遍。”這預示著鄧小平的政治生涯，中國的政治局勢將要出現一個重要轉機。

儘管毛澤東出面肯定了鄧小平歷史上的功績，但由於各種原因，關於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之事卻被擱置了4個月。直至同年12月18日已被查出身患絕症的周恩來出面提醒，才又有了進展。1973年2月下旬鄧小平奉命回到北京，與此同時，周恩來也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