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結果，他負責前方的軍事領導權也被剝奪。只擔負一些技術上的組織工作。許多重要事情，如六屆五中全會的準備、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開等，他都沒有參與。這一時期，對於周恩來是政治上一個很困難的時期。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鄧小平說是“跟著走”，周恩來雖然是“三人團”成員之一，但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僅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並不能參與所有的事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周恩來及鄧小平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遵義會議解決了當時黨和紅軍面臨的最迫切的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錯誤的指揮。組織上改變了堅持“左”傾錯誤路線領導者的職務，此後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由於歲月的消逝，當年很多與會者已經忘記了會議的具體情況，有的已記不全哪些人參加了會議，如鄧小平是否參加了會議。當然，鄧小平自己記得是參加了會議，20多年後在遵義會議舊址不僅肯定了會址所在，而且指著房屋的一角說：“我就坐在那裡。”問題反映到周恩來那裡，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十分肯定地說：小平同志參加了，當時擔任會議記錄，他是黨中央秘書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說鄧小平“篡改歷史，硬將自己塞進遵義會議，撈取政治資本”。鄧小平後來這樣講：遵義會議，我參加了就是參加了，沒有參加就是沒有參加；我一生的歷史，不因沒有參加會議硬說參加了，來增添一份光榮。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與周恩來基本上沒在一起工作，有時是一起開會或互致電報，商定工作情況。

5。同負國務重任，共反高饒搞分裂。1949年新中國誕生以後，周恩來作為開國總理，在北京操勞國事。鄧小平則作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和劉伯承、賀龍等主政西南。其間，周恩來起草過通知鄧小平等赴京開會的電文，鄧小平作為西南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來到北京出席周恩來也參加的各中央局負責同志、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會議。

1952年7月底至8月初，鄧小平奉調進京，對此，周恩來隨後在8月6日至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會議上這樣解釋說：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機構亟需加強，並逐漸把各大行政區的負責人員集中到中央工作。為了加強政務院的領導，任命鄧小平為副總理。10日，周恩來以黨組幹事會書記名義，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面報告，擬以周恩來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1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這個報告。同一天，周恩來和鄧小平商談政務院工作。隨後，他又在政務院第一四八次政務會議上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訪問期間，由鄧小平代理總理職務。可以說，從這時起，鄧小平作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分擔起政務院的部分重要工作。在1953年2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確定：周恩來除主管全面工作外，還負責外交、對外貿易等工作，鄧小平負責監察、民族、人事等工作。鑑於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的領導任務日益繁重，其領導力量必須加強才能適應建設工作的需要。政務院又確定各財經部門的工作，分屬鄧小平、陳雲等5人領導。其間，鄧小平與周恩來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夜晚，還到毛澤東處去開會，商談憲法問題。6月下旬，周、鄧兩人共同主持了政務院第一八四次政務會議。由於工作繁重、緊張，來中央工作一年的鄧小平累病了，身體虛腫、便血。毛澤東等十分關心鄧小平的病情。7月5日，周恩來和朱德前往醫院看望。回來後周恩來即函告毛澤東：小平便血已停，氣色轉好，虛腫亦消，尚須靜養數日，已告他好好靜養。字裡行間，體現著老領導、老戰友的關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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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4）

鄧小平奉調進京工作一年多，就遇到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出現和揭露，他和周恩來一起，經受了這次黨內鬥爭的嚴重考驗，參與了對這一問題的處理。

1953年6月9日，周恩來召集中央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召開會議，研究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的有關事宜，決定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為會議總的經常主持人。而高崗在饒漱石的配合下，錯誤地估計形勢，利用黨糾正財經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機會，在會內外大肆散佈流言蜚語，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分裂黨的活動，陰謀攫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7月下旬，針對會議期間出現的問題，為了開好後期的會議並作好結論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