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隊都要向政府交公糧，那年我們隊是以蕃薯抵公糧。我們把成麻袋的蕃薯裝上了拖拉機，拉到了臨江鎮公糧站，押車的是我與村裡兩個農民。可到那裡後，才發現營業時間已過，公糧站關門了。貨是不可能再拉回去了，只能卸下所有的麻袋包，堆在糧站前的空地上，要到第二天開門時才能再交糧。　這樣地，就需要一個人留在這裡看守，他倆臉上露出了難色，我就讓他們先回去，自己留下來守夜。　事先沒有想到要在外過夜，我都沒有帶行李。可那已是11月底，氣溫很低了，到了夜裡更是冷氣嗖嗖。我從麻袋堆中拔出一袋蕃薯，挪出了一人大的空間，我鑽進去後，再拖過一袋蕃薯把洞口蓋住了。在裡面，我在地上墊下一個麻袋片，躺上去後，在身上蓋上一個麻袋片，就這麼睡了。　起先也不是很舒服，但我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搬了一天的貨，人太累了。我一直睡到天亮後才醒來，那一刻的感覺還不錯。　可是，當我推開頂上的麻袋，從洞裡爬出來，展望四周時，我呆住了：哇，昨夜好大的霜啊！地上、樹上、屋頂上、麻袋堆上，全部是白花花的。　在那一刻，我感到悚然，有一種冷若冰霜、寒氣逼心的感覺。那是一種膽戰心驚的感覺，真是“千里冰霜腳下寒”。但這種感覺，在我沒有爬出來看到外面時，卻是沒有的。為什麼呢？

——突然間，我明白了，那其實也就是我農村經歷的體驗：我不瞭解自己的檔案時，就覺的有希望，再苦也可以挺過去。可當我開始覺得前途暗淡，沒有希望，就變得脆弱了。那樣的日子才難熬啊！那樣的生活才是苦海無邊，那麼地活著就如同行屍走肉了。　每天，我還是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後，還是與鄉下人打成一片。因為我習慣了那種生活，已形成了一種慣性，就有如火車進入了高速行駛狀態，即使沒有牽引力，仍然保持著勻速前進。我已經麻木了。 這樣的生活一直延續到1976年。那年的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不久“四人幫”就垮臺了。終於，歷史列車開出了長長的隧道，又重見光明瞭。本來我幾乎是萬念俱滅了，心幾乎是乾枯了，可這時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我聽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重大通知：中國將恢復大學高考招生制度。我是難以抑制的興奮，幾乎一夜都沒睡著覺。這一政策的重大改變，意義是局外人很難理解的——它實質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把翻過去的天又重新翻了過來。這是翻天覆地，也改變了多少中國人的命運啊！　我看到了希望，我又有了目標。我重新激發起了勇氣和力量，要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做最後衝刺。　可是，多數上海知青已沒有那種激情了。他們付出了青春的代價，在農村滯留多年後，唯一的願望是回上海，“回家”是壓倒一切的生理本能。那時流行說法是：“只要能回上海，即使掃馬路、倒馬桶，也甘心情願。”人們會認為那是社會最底層的工作，可上海知青的人生需求也已降到了最低點啊！　最後，知青大軍返回上海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在“文革”中一百多萬上海知青去了農村和邊疆地區，這一運動幾乎觸及到上海的每個社會角落，波及到每一居民家庭。下鄉知青的境遇在群眾中引起廣泛同情，他們的安置也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最後，上海市政府終於有了新的政策，允許上海知青回城。也就是說，他們只要仍在農村，就可以把戶口遷回上海。上海戶口，在那個年代，就是無價之寶啊！絕大多數知青朋友都是借這個政策重返上海的。　——但他們後來的境遇大都不是很好。那是生不逢時的一代人：在“文革”中，遇上了上山下鄉運動，去了農村；“文革”結束後，又因學歷太低，無法有較好的就業機會；在今天體制改革中，又首當其衝地承受了下崗的壓力。真是差了一步，步步都差啊！也有考上大學，從而改變了命運的，可那畢竟是極少數呀！他們中許多人的現況，我感到痛心——在這一大變革、大動盪中，他們是社會代價的主要承受者。

人生難得幾回搏

而那時，我正在全力以赴，為大學高考作準備。我以容國團為自己的精神榜樣。他是中國早年的乒乓球運動員，在1964年世界盃乒乓球比賽中獲得了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今天，中國已成為體育大國，在歷次國際體育比賽中，總有中國運動員贏得金牌和冠軍。由於這樣的體育健兒太多了，逐漸地，人們已無法記住他們的所有名字。可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容國團，因為他是第一個為中國贏得這樣榮譽的運動員。　其實，容國團在技術和身體素質上，與那些外國的乒乓名將相比，處於劣勢。他靠的是精神。在那關鍵時刻，他激發出了激情豪言：“人生難得幾回搏——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