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油馬路走到田間小路，從白面書生到普通農民，這是個艱辛的過程，但也是知識青年與工農結合的必經之路。我也談了理想、目標、奮鬥等，都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話。

那些年輕人坐在地上，仰著頭聽我說話，臉上的表情是那麼的虔誠，他們被打動了。　在講話結束後，我又帶著他們參觀了我們知青的生活環境和生產隊的田地。最後，在送他們上路時，我又特意帶著他們經過了村前山上的整片杉樹林，那是我們到麾石村那一年親手栽下的。那時種下的杉樹苗，已長成一人多高的小樹了，綠油油的很喜人。

是啊，這已是我在農村的第七個年頭了，可還是前途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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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受挫折的大學夢

我的目標是上大學，但卻一直無法實現夢想，因為政治條件不過硬。在前兩次招生時，我被推薦上去，卻在政治審查時刷下來了。在那個年代裡，所謂政治條件，主要指家庭出身，即父母親的政治面貌。　我父親是教師。那時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那雖不是“紅五類”，但也不是最壞的“黑五類”。但我家還有“海外關係”，我大伯住在香港。因為是境外的親戚，國內的人事部門就無法調查證實，那就具有可疑性，所以是“政治汙點”。我大伯任香港國華銀行副總經理，那是中國駐外機構，他算起來也是中國駐外機構的僱員，這應不同於一般的海外關係呀？我多次申訴，但從沒有得到過正面的答覆。　這在今天聽起來，也許是荒唐的。可那個年代，政治決定一切，也直接影響到個人前途。我出身不好，為了改變命運，就要加入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只要我是黨員，在政治上也就及格了。可正因為出身不好的“政治汙點”，我入黨也就更不容易，就要有更好的表現。　我想入黨，就要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大隊的謝書記是個忠厚人，對我們上海知青一直很照顧，他也很支援我。入黨的程式是先填寫入黨申請書，由大隊黨支部討論透過後，再上報公社，只有當公社黨委批准後才算正式入黨。　那天，我與謝書記約了，晚上去見他——他極其關心我的入黨程序，希望我的申請能儘早被大隊透過。他邀我去他家吃晚飯。我就給他的小孩帶去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這在農村也是個稀罕物。　吃了飯後，我們就聊起天來。書記說了一些鼓勵的話，他肯定了我的表現，說我有良好的群眾基礎，麾石村的人們對我反映很好，有口皆碑。　後來，他拿出了一個牛皮紙袋，遞給了我。我看了才知道那是我的個人檔案袋。那是對個人保密的材料，這也體現了他對我的信任。　在中國，每人都有個人檔案袋，與他生命同時存在，終身儲存。這一檔案由單位的人事部門管理，當此人調到另一單位，也跟著轉過去。裡面記錄著人生主要經歷，社會關係，政治身份，也記錄著在歷次重大政治運動中的評定。在那個年代，這個檔案袋的重要性不亞於肉體生命，也記錄了很多的冤假錯案——上海知青的檔案是由公社黨委儲存的，但大隊黨支部為討論我的入黨申請，就從公社借來了我的檔案，但我那時並不知道。　我拿著我的檔案袋，雙手微微顫抖。這東西極其神秘，儘管我從未見過，卻一直在主宰著我的命運。我小心翼翼地開啟了檔案袋，取出裡面的材料翻閱起來……　其實，我的檔案簡單，因為我很年輕，又是在共和國成立後出生的。我個人材料包括小學、中學的學習紀錄和成績單，父、母、弟、姐、妹的社會關係等。而我急切地尋找父母的政治情況部分，父親的政治結論一欄寥寥幾句，是用黑色的墨水寫的：

父親劉□，一九四八年從臺灣返回，有敵特嫌疑，有海外關係，他兄長劉□，現住香港，據其自稱是在我政府駐外銀行機構工作。

那真是觸目驚心啊！我當時的感覺，猶如當頭一棒，眼前只冒金星，只覺得天昏地暗，那是一種突如其來的震驚，是我從未感受過的——那一瞬間，我卻想到，我小學作文中曾用過這樣的形容詞（奇怪，我居然還會有這種念頭，而且至今仍然記得），不過那是抄襲來的。因為沒有親身的體驗，就以為那種描寫是藝術誇張。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過去之所以沒有體驗，只是因為尚未真正到達傷心處。　謝書記也許注意到我極度驚恐的表情，安慰我，說不要緊，我的表現是所有群眾肯定的。他這麼說，也許為寬我的心，也許因為他文化程度低，沒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義。可我很清楚，“敵特嫌疑”是個沒有結論的結論呀，這才是最可怕的。有這樣的一個政治鑑定，我是沒有前途了。　在那驚駭之餘，一下子，我似乎什麼都明白了——為什麼我們家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