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首的長江局就中共向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賀電事，展開了電報戰，雖然一時難分勝負，但毛卻在此次交鋒中，鞏固了與在延安政治局委員的團結，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擁有的完全支援。

（4）推遲召開中共七大。自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舉行六大後，由於環境極其險惡，中共遲遲未能召開七大。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後，中共成了合法政　黨，1937年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最近時期內〃召開七大，併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1938年　3月政治局會議再次重申近期召開七大的決定，洛甫並代表中共中央專門就此於　3月10日起草了〃告全黨同志書〃。然而，毛決不願意在形勢對己不利的狀況下召開七大。洛甫已經擬就的〃告全黨同志書〃被束之高閣沒有發出，於　是，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透過的關於近期召開中共七大的決定被一再推遲。

由於毛在固守既有陣地的同時不斷出擊，其政治之優勢逐漸形成，毛的韜晦養氣終獲成功。1938年8月，王稼祥返國帶來了季米特洛夫支援毛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勢立即召開中共六中全會，就此出臺一系列重要舉措：

（1）利用有利時機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新概念，將其〃道〃在全黨和全國完全公開。毛明確表示，中國不僅從馬列主義，而且還要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吸取精神資源。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其犖犖大端而言，即在於他吸取、運用馬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歷史重大遺產——農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的傳統融匯統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黨領導的、推翻國民黨統治的現代農民大革命。作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論及經　驗，雖在毛將中國傳統遺產轉化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淪及其經驗與毛的觀念和行動又常有不合之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　口號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注人了民族主義的活力和色彩，它不僅為毛所有的觀點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也給毛提供了自由活動的廣闊空間，它更有助於改變〃中共　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毛抓住〃中國化〃的旗幟，立時使王明等陷於窘境　而無以自拔。

（2）將剛剛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落實到對中共權力結構的組織配置方面。1938年11月　5一6月，毛惜周恩來攜其給蔣介石親筆信趕赴武漢，王明、博古赴漢參加國民參政會而未能出席六中全會閉幕式之機會22，乘機對王明等的〃階級投降主義〃進　行猛烈地抨擊，藉以沖淡和挽回其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對王明等觀點的妥協。會議後又以武漢失守為理由，撤銷長江局，縮小其後繼機關南方局的許可權，繼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調王明回延安，將其置於自己密切的監護之下；復正式委任康生為中共社會部部長，使康生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共的葉若夫兼貝利亞；繼之，再派劉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著手分階段解決項英和新四軍問題；最後，大力扶植與留蘇派毫無淵源的高崗，將高崗樹為陝北黨和紅軍的旗幟，以鞏固中央後方。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召開，終使毛正式成為黨的領袖。會後，毛開始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此時的書記處類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勢既造成，其威乃現，一度與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來旋即離王而去。對於周恩來的翩然而歸，毛當然求之不得，周之傑出才幹和欲易國民黨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與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從1935一1938年，經過　4年的艱辛努力，其間雖有曲折和暫時的失意，毛畢竟在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凱歌行進，到了1938年底，毛己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　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須臾不得安寧——這就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中共理論和思想宣傳部門仍控制在留蘇派的手中。

解釋權——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在共產黨內，解釋權則尤其重要，誰獲得對馬列經典的解釋權，誰就控制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援，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解釋之重要，不純取決於詞語本身的內容及其意義，更在於詞語與現實的聯絡，以　及詞語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長期以來，在留蘇派的經營下，俄化概念在中共黨內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氣質和濃厚的親蘇氣氛，成為籠罩在黨之上、阻遏一切創新精神的沉重低氣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