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給我一些深奧的作品——我當時稱它們作“深刻”，當我提到這些難以讀懂的書的名字時，我看見他們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然後是不可避免的問題——“你為什麼要那些書？”而我總回答說：“我為什麼不應該要那些書呢？”我還太年輕，我還沒有到能看懂這些書的程度。這些對我來說都不算什麼。當我想讀時，我就有權讀。我難道不是一名與生俱來的美國人？一個自由公民？年齡有什麼關係呢？然而之後，我不得不私下承認我不懂那些“深刻”的作品在說些什麼，或者是，我明白自己不想要那些深藏在知識裡的“腫瘤”。我多麼想抓住神秘的事物啊！我想要所有有靈魂、有意義的東西，但我還要求作家的風格與他創造的神秘感相符，有多少書具備了這一要求呢？我在我生命的開端就遇到了我的“滑鐵盧”。我保留了我的無知，幻想著它是我的福份。

提問的才能！我從來沒有丟棄過。眾所周知，對萬物置疑不是把人變為聖人，便是變為一個對萬物都抱懷疑態度的人，它還會導致發瘋。它真正的優點在於使人為自己思考，使人回到根本。

奇怪嗎？當我閱讀施本格勒時，我又一次感到孩子時的我們是多麼偉大的思想家啊！想想我們的年齡，我們有限的生活經歷，然而我們仍能相互提出最深刻、最具有生命力的問題，我們又勇敢地用全身心去解決它們。幾年的學習毀了藝術。像黑猩猩一樣，我們學會了只問正確的合適的問題——老師們能夠回答的問題，正是在這一詭計下，整個社會結構建立了。“大學生活！”只有絕望的人才會選擇這一課程，甚至藝術家都會誤入歧途，因為遲早他會去被迫觀察為麵包塗上黃油的那一面。

《西方的沒落》！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聽到這個書名時透過脊樑骨的那陣寒意。正如伊萬·卡拉馬佐夫所言——“我想去歐洲。也許我知道我只不過去了一座墳墓，但那將是所有墳墓中最可愛的一座。”

許多年來，我一直意識到我參與了這一全面的衰落。我們都知道，也都感到了，只有少數人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忘卻這一事實。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還不明白的是，我們是這一“西方世界”，它不僅包括歐洲，還包括北美在內的“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對我們來說，美國永遠是一個不穩定的地方——一天熱，一天冷；一天貧瘠，一天富饒。總而言之，根據你是如何發現的，它或者是沒藥，或者是乳香，還可能只是純馬糞，用歷史的命運這一角度來思考並不是我們的方法。我們的歷史在幾年前剛剛開始——我們有的還很單調、乏味。我說“我們”，指的是正在努力使我們襯衫下的心產生悸動的所有我們的男孩，少年和青年。我們大家都是媽媽的孩子。

如果我們有命運，那就是成為第一流的推銷員、菸草行職員或者連鎖店的經理，放任的人參加了陸軍和海軍。頑固不化的人發現自己安全地偷渡到了丹尼莫拉或辛施，沒有人想象自己是一名埋頭苦幹的工程師、管子工、泥瓦匠、木匠、農場主、伐木工。一個人可以一天是有軌電車司機，第二天又成了保險公司代理人。明天或許後天。一個人醒來，也許會發現自己成了市參議員。秩序、紀律、目標、目的、命運？

均為未知名詞。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沒有人能去摧毀它——永遠不會。這是我們的世界觀。“你在看什麼，亨利？”如果我把書給提問者看，他一定會說：“看這種廢話你會變成傻瓜的，順便提一句。”這種“廢話”，通常是世界經典文學，沒關係。對“他們”或“我們”來說，這樣的書就像陳腐的紅葡萄酒。不，沒有人在自覺地、審慎地按照一個世界的衰落來思考問題。衰落不過是不真實的，它正在挖空我們，它以一種意外的方式展示自己。比如說，沒有任何東西值得去興奮。沒有，或者，這個工作與那個工作一樣好。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是平等的。諸如此類，這些瞎話都是很自然的。

尼采，我第一次愛戴的人，“在我看來並不很像德國人，他甚至不像波蘭人，他像一枚剛出廠的硬幣，但施本格勒馬上給我一個印象，他是完完全全的德國人。

他的語言越深奧，越晦澀，我越容易跟上他，他的語言是一種胎兒期的語言，一首催眠曲。他被人們錯誤地認為的厭世主義，在我看來不過是冷靜的日爾曼現實主義。

日爾曼人在剛一進入歷史長河時，便開始高唱臨終前的美妙歌曲了。他們總把真理與死亡混為一談，讓我們坦白地問一聲，在整個歐洲的玄學體系中，難道有一個令人悲痛的德國真理是謊言嗎？感謝這位歷史上的藝術大師，我們突然發現死亡的真理不需要令人悲痛。尤其當整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