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漲，又不可避免地招來王室、兩班、官僚等的苛斂誅求，與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這種重壓下的人民生活，更落於苦病深淵。

此時王室宗親、貴族與富人們，因大院君“願納錢”的政策侵犯到了他們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錢被無情的奪走，而感到強烈不滿。但是，沒有人敢將自己的不滿說出來，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壓統治已經到了令人畏懼的程度。一般百姓因為無法維持日常生計，對大院君的怨恨與日俱增。

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為了秘密找出像對他心懷不滿的富人，就在京城與地方的各個官府實施情報政治。給予天熙延、夏正日、張順奎、安舉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權力，讓這四個人負責籌措經費與機密事物。這四個無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時間張狂之極，他們的暴行更是難以形容。當時社會大眾將他們四人稱為“天下長安”。

大院君不滿足於此，還叫宦官李昱和將宮內的所有動態，鉅細靡遺的儘速回報。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當間諜，秘密收集各種情報。同時，為了連各地方的情報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廣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彙報報告各種大小情報。運用如此綿密的情報網，大院君可以端坐雲峴宮內，輕易的掌握天下動靜。

但是，導致民心背離的高壓統治，絕非長治久安之策，高宗五年全羅道光陽縣農民舉事起義。

就在朝鮮李氏王朝風雨飄搖之時，國際局勢也風雲變幻。1854年，日、美簽訂了《神奈川條約》；1859年中、英簽訂了《天津條約》；1860年，中國清政府先後與英國、法國、俄國簽訂了《北京條約》。

此時的東亞地區，朝鮮半島日益成為列強爭奪的物件。

歐美各國以朝鮮為清朝“屬邦”為由，要求把它們在中國攝取的特權擴大到朝鮮半島。西方列強的無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斷然拒絕，理由是：朝鮮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參與。於是此後，英、法、美等海洋國家從南方海路，俄國則從北方陸路，直接向朝鮮施加壓力。

1689年康熙帝執政期間，中國和俄國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該條約遏制了俄國向中國黑龍江的入侵，俄國遂向太平洋北岸發展擴張勢力。在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裡，俄國跨過白今海峽向北美大陸推進，與西歐殖民勢力爭奪對北太平洋的控制權。克里米亞戰爭（1853一1856）後，俄國在黑海地區的擴張受阻，在北美的競爭亦受到美國與英法勢力的抑制，於是俄國轉而向中國大陸和東北亞擴張，形成所謂南進政策。

1860年，俄國透過《北京條約》奪取了中國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而把領土擴大到與朝鮮接壤的地方，嚴重威脅著朝鮮的安全。

早在1854年，俄國的一艘商船曾侵入朝鮮境內，並與邊境漁民發生衝突，導致後者數人傷亡。俄國要求朝鮮在北部邊境開港通商，為俄國移民開闢居留地。

高宗元年（1864年），俄國一行5入至圖們江要求通商，當地官吏立即請示新成立的大院君政府；翌年9月，俄國數十人攜帶官方信函，強行抵朝，要求直接與咸鏡道觀察使談判通商事誼；接著，11月內又有兩批俄國人犯境，並提出相同的要求，直至慶興府使尹聯答應在90天內給予答覆後，方才離去。

大院君執政的最大目標是挽救面臨崩潰的統治體制，鎮壓農民起義，並在這種基礎上，享受王室的榮華。因此，面對日益險惡的國際環境，與西歐、北美特別是俄國的現實威脅，大院君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

大院君把加強國防安全作為內政改革的重要內容。

首先，他改革軍政、強化軍紀、改善士兵供給、調整軍事指揮系統、重建三軍府。為了提高軍事能力、鞏固海防，大院君政府加強了對以炮手軍為核心的軍隊訓練和裝備，強化了江華島、桐喬、永宗島等兩海岸各道、邑、銷及漢江入海口的防禦設施，提高了沿海三道水軍統制使的地位，增設了統制中軍。

同時在北部國境地區實行屯田，禁止與俄國通商與交往，並加強對中朝邊境貿易的管束，從而建立起嚴密的對俄大陸封鎖體制。

趁著政府面臨外交難關的時候，朝鮮的天主教人首先進行了活動。

由於天主教的教義與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傳統教義相違背，因此天主教曾數次遭受朝鮮統治階級的大鎮壓。

天主教愛朝鮮一直處於地下階段，但是其潛勢力已蔓延各處。當時教人南鍾三等，向大院君建議，以保障天主教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