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退一步說，即使資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難，資本的增量部分也會望而卻步，這就意味著自身財政基礎逐漸被競爭對手超過，長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併的危險。

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卻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退出的空間，只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裡。

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後，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後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

鴉片戰爭就是這麼來的。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裡，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還可以憑藉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僱傭軍維護自治權。

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區域性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獲取“主義”的地位。而國王和封建領主卻不得不在衝突中瞻前顧後，擔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在如此複雜的格局中，資本有機會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有機會取得區域性突破，建立一套資本控制暴力的體制，從而為資本的執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穩定公正的司法，適度的稅收，對貿易和財產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