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誰降敵，負國奸臣主議和。

黃葉古祠寒雨積，清山荒冢白雲多。

如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薛瑄的“不識抬舉”

薛瑄是明代的大理學家，創立了河東學派。他是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

正統年間，他因為得罪了權勢熏天的大太監、自己的同鄉王振，差點被處死。他得罪王振，原因用現代一些人的眼光來看，是他不識抬舉。

正統八年（1443年），王振問三朝元老、大學士楊士奇：“我的同鄉誰可以重用？”楊士奇推薦了學問和官聲都不錯的薛瑄。於是皇帝下旨，把他從提學僉事（大約相當於教育部一個督學）提拔到大理寺少卿的高位（最高審判機構的二把手）。這王振重用自己的老鄉，顯然是想在朝廷培植自己的羽翼，和皇帝第一號紅人攀上老鄉關係，對別的官員來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薛瑄這老兄升官後，毫無謝恩的表示。楊士奇這個官場老油子提醒他去拜見王振。薛瑄一口拒絕，理由是：“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中國曆朝歷代，官職這個公器常常被有權勢的人用來做私自的人情送人，可他就是不願意遵照這個潛規則行事。一天，在東閣議事，公卿們紛紛上前拜見，薛瑄屹立不動。王振過來向他行禮，他也不還禮。升你的官，你不謝恩，這倒罷了，場面上你都不給人家面子。這下薛瑄徹底惹怒了王振。

你要知道大部分朝廷官員是如何巴結王振的。據《明通鑑》記載，公侯勳戚都稱呼王振為“翁父”。工部郎中王佑，因巴結王振被很快升為本部侍郎；都御史王文、陳鎰，都跪在門口迎接王振；兵部侍郎徐晞向他卑躬屈膝，不久提拔為尚書。一時間士大夫喪盡廉恥，卻怡然自得。

對這個不識抬舉的同鄉，王振一直想找機會陷害打擊。兩年後，王振的侄兒王山和一個剛死去的指揮的小妾通姦。王山想娶這個妾，指揮的大老婆不同意，於是小妾誣告大老婆毒死了丈夫。這個案子到了大理寺由薛瑄審判，經審訊小妾承認自己是誣告，薛瑄秉公替指揮的大老婆洗冤。都御史王文（就是那個跪著迎接王振的監察部長。監察官員都這樣，大明吏治可見一斑）等人誣衊薛瑄故意替人開脫罪責，又彈劾他受賄。薛瑄被逮捕入獄，判處死刑。

在監獄裡等待處死的時間內，薛瑄還讀《易經》，毫無懼色。到了行刑那一天，王振的家奴在灶邊哭泣。這個王振大概還挺關心下屬的，問家奴哭泣的原因。這個家奴說：“聽說薛夫子今天將受刑，所以傷心。”連自家的奴才都同情薛瑄，王振也有點感動，再加上別的官員求情，薛瑄被釋放回家，罷官為民。後來“土木堡之變”後，王振死在戰亂中，薛瑄又起復，做到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薛瑄這樣硬骨頭的大臣，在太監的淫威下能夠不死，完全是靠運氣。大明一朝，忠貞的大臣被宦官冤死的不計其數。連張居正這樣有作為的人，想要在朝廷立穩腳跟，也不得不黨附大太監。頗有戲劇味道的是，那麼多大臣給王振抬轎子，幫他整治薛瑄，他的家奴倒還敢實話實說。這奴才的心地和那些讀聖賢書的大臣相比，差別咋這麼大呢？

一個大學士的地域歧視

在中國古代，地域歧視往往和政治混合在一起。因為古人極為重視籍貫，古人稱一個官員往往稱其籍貫而不是直接的名號，如熹宗朝被殘害的忠烈之士，趙南星稱趙高邑，楊漣稱楊應山，他倆一是北直隸高邑縣人，一是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而大奸臣嚴嵩是江西分宜人，阮大鋮是安慶府懷寧縣人，便被人稱為嚴分宜和阮懷寧。如此，這個人流芳百世，當地的人跟著沾光；這個人臭名遠揚，當地人同樣跟著丟臉。明代正德年間一個內閣大學士，任過吏部尚書的大官焦芳，曾不遺餘力地推行地域歧視。

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正德年間，這位大學士是河南人，他歧視的是江西人。

焦芳依附大太監劉瑾，為虎作倀幹了很多壞事，兩人合謀將在內閣中對劉瑾有所制約的正直官員如大學士劉健和謝遷以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削職為民，獨攬了朝局。從此，他和劉瑾更肆意妄為了。

還在正德皇帝的爺爺憲宗為帝的成化年間，焦芳受到一個案子的牽連被流放。他懷疑此案是江西安福人彭華等官員在背後策劃的，因為在此之前彭華經常譏諷焦芳沒有才華。於是他對江西人恨之入骨，一旦權在手，便開始進行報復。恰好當時有一個南洋的小國滿剌加派使臣來大明朝貢。一個叫亞劉的使臣，本是江西萬安人，原名蕭明舉，在中國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