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效徵稅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個稅起徵點和資本利得稅、利息稅、紅利率稅率，而我國這些我國還都沒有，更沒有事關富人的財產稅之類。 富人擁有比窮人更多的財富，掌握比窮人更多的社會資本。富人的勞動收入比例遠遠低於資本收入；如果資本收入沒有被徵稅，或比例很低，那麼富人的財富增長的幅度會比窮人更多，會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從富人那裡徵收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這就是世界各國所通行的處理收入分配過於懸殊的政策。簡單地說，我們不得不接受市場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矯正的辦法是在已經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徵富人的稅。

恰好在這一點上我國的稅制不能有針對性地對富人徵稅。我們的累進所得稅只適用於工資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資而致富的。他們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財產性收入高。這部分收入稅務局缺乏資訊，無法對他們徵稅。即使他們老實地申報了，也沒有累進的稅制，只是20％的統一稅率。更何況目前個人所得稅只佔總稅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間接都和消費者的購買有關，而和家庭的儲蓄無關。你的錢放在櫃子裡，或者存了銀行，政府是不會對這部分錢徵稅的。但是你一旦消費，買了東西，政府就對此徵稅。打電話，付電費，在超市買東西，國家都在徵稅。富人的消費雖然高，但是從比例而言他們的儲蓄比例高，相對的消費少。而窮人的所得幾乎都消費掉了，這部分錢都要交稅。所以從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納稅的比例比窮人的低。結果我們的稅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稅。改革稅制，按總收入徵稅，並且採用累進稅制是減緩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民間疾苦教育也應納入官員教育的內容

民生艱難不能只靠領導體驗，武漢市長阮成發在乘渡船時才發現，武漢的渡船還是幾十年前的渡船，漏風，市民在裡面很冷；河南的省委書記盧展工親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齡人群就業困難，但民生問題千頭萬緒，怎麼能只靠領導體驗才能引起重視。

為了彌補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譽損失，現在很多城市都喜歡搞“十大民心工程”，但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關係到民生問題的很多隻是小問題，不夠資格成為“民心工程”，這些事情怎麼辦？

我黨非常重視對黨員的教育，先後進行過“三講教育”、　“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教育”等，但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筆者主張將民間疾苦教育業應該納入對黨員幹部教育的範圍。

這些教育手段那麼發達，可以將一些民生問題拍成照片或錄影，對官員進行教育，因為政府系統的封閉性決定了，官員不可能對民生問題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很難引起如果我們將問題當做問題來處理的時候，那離問題的解決也就不遠了，現在大家只是當成一個現象進行批判，而沒有人將其當成一個問題來處理，難怪問題解決不了。

第一節本章前言

第一節本章前言

中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本不應該在中國出現的話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我們最終還是共同富裕，但不知從何時起，“建設中產階級社會”成為了國人津津樂道的話題，談到它，每個人都可以談上幾句，什麼“美國是中產階級社會”了，什麼“中產階級社會最穩定”了等等，不一而足，總之中產階級社會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詞。

歐美國家從上世紀50年代進入中產階級社會，80年代以後，中產階級社會開始解體，現在他們也不敢將自己的國家稱為中產階級社會；我們的近鄰日本從70年代開始進入中產階級社會，90年代初期中產階級社會開始解體，“一億總中流”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社會學家將日本現在的社會城為“M”型社會，即中產階級塌陷的社會；在新興的亞洲四小龍經濟體中，只有新加坡建成了中產階級社會，新家坡300多萬本地人中約90％以上屬於中產階級，而其他經濟體雖然有中產人士存在，但一直沒有形成“中產階級社會”，韓國人均年收入約1萬美元，都可算是中產階級，但在韓國，很多人沒有房子，且韓國工人人均負債1萬美元以上，這怎麼能算是中產階級。

而中國，90年代末到2003年也曾出現了中產階級的苗頭，當時的“白領熱”、“小資熱”就是體現，但是隨著2003年以後高房價時代來臨，中國剛剛出現的那點中產階級苗頭被無情扼殺掉了。

美國和西歐的減稅政策導致了中產階級社會的崩潰，日本企業終身僱傭和年功序列制度的的消失導致了中產階級社會的崩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