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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國:動盪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14)
因此,共產黨傳統和王朝歷史之間存在很強大的連續性。新中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賡武的觀點相當明確,他認為新共產主義國家是“對舊皇朝帝國的取代”,並且“毛澤東有效地恢復了關於領導人魅力的觀念”。國際關係專家趙穗生提出了與此類似但略有不同的論斷:
“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主義為指導建立起來的。然而,與共產主義的普遍原則相比,它與中國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的重創輝煌,與中國未來的現代化更為相關。”
正如我們將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國現代性的輪廓不僅留有共產主義的痕跡,它揹負的更多是中國的歷史印記。
經濟騰飛
中國與西方列強和日本,大約是同一時期踏上工業化道路的,但是中國的工業化程序最後以失敗而告終,19世紀的中國為此遭到嚴重的打擊。大約從1860年開始,中國就出現許多工業發展水平與日本相當的顯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區。但是,考慮到中國的遼闊地域,其工業進展又顯得太瑣碎、太分散。尤為重要的是,中國缺少日本現代化的兩個關鍵要素:強大的現代化政府和可以為工業化提供盈餘資金的富足的農業。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後,鉅額的賠付條款和麵對西方國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項無理要求時表現出來的無助,幾乎讓中國元氣大傷、瀕臨破產。西方列強透過劃分新的勢力範圍和獲取“租界”,繼續剝削已經傷痕累累的中國。隨著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數量的急劇膨脹,外國資本不斷流入中國,它們熱衷於在這種幾乎毫無限制的背景下去賺取高額利潤。1920年,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寫道:
“整個中國經濟都依賴於上海、香港、青島、武漢的大型外資銀行和一些實力強大的外資公司……海關、鹽稅的行政管理部門和郵政服務都由外國人經營,他們攫取所有利潤。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國家和日本的軍艦及商船隨處可見——遍及港口、海岸和長江流域。除了少許的中國公司……整個現代工業部門(服裝廠、菸廠、鐵路、水運、水泥廠、肥皂廠、麵粉廠,在城鎮還有煤氣、自來水和電力以及公共交通),都處於外國公司控制之下。”
中國的人均GDP,1820年為600美元,1850年沒有變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為540美元,1913年為552美元,這些數字生動地說明了中國這一期間所處的困境。1950年,僅為439美元,是1820年的73%,比1850年的還要低。這都說明中國經濟在過去120年裡的災難性表現,而其中外國勢力的侵入和佔領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國現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這100年,就將其稱為“屈辱的世紀”——這個說法很能說明問題。日本明治維新後約80多年,也是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一個多世紀之後,中國才剛剛開始走上經濟騰飛的道路。
除了恢復國家統一以外,新中國面臨的中心任務便是工業化。為此,它實施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設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農業稅的方式從中提取農業盈餘,然後投資於重工業部門的建設。其經濟政策較為特殊,就是避免運用市場的力量,主要依靠國家和中央的統籌規劃,這與蘇聯模式如出一轍。儘管毛澤東的領導經歷了滄桑變遷——尤其是“大躍進”和“*”——但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中國還是令人驚奇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長率達到,整個國家的GDP翻兩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較為遜色,同一時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僅增加50%。中國的社會表現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於重點強調教育優先、掃除文盲、促進平等和改善醫療,其人類發展指數提高了倍。中國還設法規避了困擾其他許多亞洲國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問題,如人口增長、農村地區的貧窮、巨大的貧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業、教育和衛生經費薄弱。
共產黨第一階段的執政,徹底扭轉了中國的國家命運。這一時期取得的成就,為工業化和現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