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的。他已經死了，這個事實真實得虛幻。

那天從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覺。我極度疲倦又極度清醒，無法入睡，想把父親留下的東西清理一下。我把擱在橫樑上的那口軟牛皮箱取了下來，開啟箱子我聞到一種陳舊的氣息，這是藏在隱秘的時間深處的氣息。我在平整箱底時忽然感到了中間有一塊稍稍凸了出來，我小心地把手伸進去，慢慢地掏了出來，湊到燈下一看，是本很薄的書：《中國曆代文化名人素描》。 書的封面已經變成褐黃色，上海北新書局民國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經三十八年了。我輕輕地把書翻開，第一頁是孔子像，左下角豎著寫了“克己復禮，萬世師表”八個鉛筆字，是父親的筆跡。翻過來是一段介紹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後是孟子像，八個字是“捨身取義，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見逐，情何以堪”；陶淵明，“富貴煙雲，採菊亦樂”；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蘇東坡，“君子之風，流澤萬古”……一共十二人。我準備把書合上的時候，發現最後一頁還夾著一張紙，抽出來是一個年輕的現代人的肖像，眉頭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緊閉。有一行簽名，已經很模糊了，我仔細辨認看了出來：池永昶自畫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橫排鋼筆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是父親的像啊，二十年了！

十年前，父親帶著我來到這個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歲。十年來，他就在這一帶行醫，活人無數。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沒有起來。

當時我正打算進山去採草藥，剛走出村，就聽見有人喊：“大為崽呀，池爹摔倒了！”我甩下竹簍就往回跑，到家門時看見父親躺在地上，村民們都圍著他不知所措。我跑過去掐著他的人中，沒有反應，就哭了起來。醫生說父親死於腦溢血，可我根本沒有聽說過他有這種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經涼了。我在父親全身上下摸著，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處溫熱的地方，又把衣服掀開來，臉貼在胸前細聽，涼意傳了過來，越來越明顯，最後我絕望了。

父親下葬後第二天，秦四毛來找我說：“這裡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鄉郵員，他要我把信帶給你。我給你爹了，他看了以後就倒下了。我這幾天只記得忙，信塞在口袋裡都忘記了。”我接過信一看，是我的入學通知書，北京中醫學院，我考上了！可是，父親卻因此離開了我。

當時父親接了信，盯著信封看了好一會，口裡說：“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為崽回來再拆。”可還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後仰面哈哈大笑起來，一隻手舉了上去，吼了一句：“蒼天有眼，公正在時間的路口等待！”說著一頭栽在地上，就再沒有起來。

我完全明白為什麼那份通知書會給父親那樣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親被劃為右派。其實他並不熱心於政治，在鳴放中也沒說什麼。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風會上給縣中醫院的吳書記提了三條意見，吳書記當時很虛心地接受了。可一個星期以後風雲突變，那三條意見成為了向党進攻的罪狀。朱道夫大感意外，何況，公佈的罪狀與當時的發言相去實在太遠。他哀求那天參加會議的人出來作證，可大家都沉默了。這天晚上朱道夫來找父親，一進門就跪下了，請他出來說句公道話。父親沒有遲疑就答應了。朱道夫當時拉著父親的手連聲說：“好人，好人啊！”可父親的證詞毫無意義。吳書記笑著問他：“是這樣的嗎？你再想想？”父親認真地點點頭說：“我以人格擔保。一個人做人總要實事求是。”吳書記反問他：“那你的意思是組織上沒實事求是？”

“文革”來了，父親下放到了這深山中的小村，而母親，她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帶著五歲的妹妹離開了。我讀了初中，儘管成績優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裡成了一名社員。而父親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為了遠近聞名的鄉間醫生。我的命運似乎已經確定。父親開始教我探脈、採藥、配方。我崇敬他，但內心卻強烈地反抗著這樣的命運。就這樣過了五年，我也是一個鄉間醫生了，我認了命，不再敢奢望命運會有任何轉機。

高考恢復了。我豁出命來讀了三個月的書，在十一月份參加了全省統考。錄取通知書來了，父親卻去了。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墳地，在父親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陽光帶著一絲暖意照在我身上，風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頭髮。墳拱起來是一個錐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氣息還沒有散去。父親已經死了，我還活著。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裡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