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問先生，你是相信科學的啦！今日的產科醫生和各種醫藥裝置，無不盡量減少產婦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絕沒有產科醫生任由產婦受苦，甚至聽憑她死亡之理。今日我們的國民革命，正如醫生對產婦一樣，不獨不設法減輕革命過程中的痛苦和損害，反而有意無意地任由他挫敗覆亡，這種道理說得通嗎？”

鮑氏聞言大笑，舉起酒杯說：“李將軍，你會說話，你會說話……哈哈！……咱們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當一碰，一飲而盡，結束了我們的一場小辯論。

鮑羅廷是有名的口若懸河的人，而我則一向不長於辭令。這一次不知哪裡來了一股靈感，居然把鮑羅廷說得無辭以對。這或者是“理直氣壯”的緣故吧！

事後，我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一班“左派”先生們和鮑羅廷的智慧、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籌的。他們深知蔣總司令軍事*一旦得逞，是無法制服的，必將貽患於無窮。而我只是個存心忠厚，富於妥協性、忍讓性，具有婦人之仁的人，何補於國民革命。不過當時我也有兩個現實大問題橫梗在腦海中：其一就是大敵當前，孫傳芳敗回南京之後，即刻北上，投入張作霖的懷抱，張立刻補充他的軍實；奉軍並已沿京漢、津浦兩路源源南下，聲勢赫赫，實不容輕視。我軍萬一挫敗，退回兩廣，豈非前功盡棄？其次，即使蔣倒之後，仍能支撐現有局面，佔有湘鄂贛地區，黨政責任誰來負責領導？當時共產黨領導工、農、學生團體組織，國民黨則早已分崩離析，絕非共產黨的敵手，處此震撼環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協性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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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流而下，底定東南（1）

一

當武漢方面反蔣運動尚在繼續醞釀之中，我國民革命軍東下滬杭的戰事便已開始。我方肅清東南的戰略是分兩期執行的。第一期以東路軍單獨向浙江發動攻勢，以便將敵軍主力吸引到滬杭寧三角地帶。待戰事進展到相當程度時，我軍便發動第二期攻勢，使江左、江右兩軍同時齊頭並進，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舉截斷滬寧、津浦兩線的交通，佔領南京，如是，江南之敵便成甕中之鱉了。

唯敵軍此時也在通盤調整，重新部署。孫傳芳自江西敗退，便已感覺到獨力難支，不得已乃決定向奉方輸誠乞援，並親往天津謁見張作霖，且行跪拜之禮，更和張學良結八拜之交，認張作霖為義父。張也捐棄孫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孫軍以補充接濟，使孫氏能重整旗鼓，捲土重來。張、孫兩氏複決定聯合組織“安國軍”，張作霖任總司令，以孫傳芳和直魯軍總司令張宗昌分任副總司令。且擬疏通敗往河南的吳佩孚，作北洋軍閥的大聯合，以與革命軍相對抗。孫氏南旋後，遂將蘇皖北部讓予直魯軍駐防。自率其精銳在滬杭一帶，和我東路軍的主力相鏖戰。奉軍和直魯軍則僕僕於津浦線上，準備渡過長江，南下增援。

不過，浙江戰事剛開始，孫軍便已處於不利地位。先是，當江西戰事正在緊張階段時，敵方浙江省省長夏超突於10月16日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之職，並親率浙江省保安隊八營，向上海進攻。雖終以眾寡不敵，為孫軍所敗，夏氏藏匿鄉間民房，被捕殉職，然東南人士的反孫情緒，初未稍減。孫傳芳為收拾東南人心，乃調原駐徐州的浙軍陳儀第一師和周鳳岐第三師回浙。唯斯時浙軍已暗中和革命軍通氣，到了孫傳芳自江西全部潰退，周鳳岐遂於12月中旬在衢州防次宣佈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之職。陳儀則因事洩，在杭州被拘，其原駐紹興、寧波一帶的部隊，也正式受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沿錢塘江南岸佈防，和在杭孫軍夾江對峙。據守富陽一帶的第二十六軍一部也和第十九軍聯成一線，對抗錢塘江北岸的孫軍。所以在我東路戰事尚未發動之前，孫傳芳已喪失浙江將半了。

1927年1月中旬，我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所部，由佔領江西各軍抽調組成，集中完畢，遂在白崇禧指揮之下，自遂安、蘭溪、湯溪向浙江出擊。是時，我第十九、第二十六兩軍曾小有挫折。旋與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所部主力會合，向敵反攻，遂次第肅清浙南，2月18日我軍乃進佔杭州。斯時，我東路何應欽部也自福建趕來增援。何部自1926年秋入閩以後，未遇激烈抵抗，實力毫無損失，至是全師入浙和白崇禧會合。白氏親率東路軍第一、二、三縱隊東攻淞滬；何氏則率第四、五、六縱隊北上長興，進攻鎮江。

東路戰事發展至此，我軍已獲決定性勝利。北軍為確保滬寧計，乃兼程南下，向孫傳芳增援。張宗昌本人也於2月23日至南京，並於2月27日偕孫傳芳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