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不守範圍”。張人傑曾為此與蔣辯論，說在蔣氏直接指揮下的各將官，論功論才，白崇禧均屬第一等，值此軍事時期，求才若渴，應對白氏完全信任，使其充分發展所長，不可時存抑制他的心理。據說，蔣總是搖頭皺眉說：“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總是合不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他……”這是張人傑當面對我和李濟深說的。我不免聞言悚然。

為彌縫蔣和白的情感，中央*如蔡元培、吳敬恆、張人傑等常向我提及此事，希望我也去和蔣先生委婉解釋。唯我私自忖度，很覺不便正面提出，以免有左袒白氏之嫌。某次謁見蔣氏，他問廣西有幾位留學日本士官的學生。我說只有馬曉軍一人。提到馬曉軍，我就乘機介紹馬氏以前任廣西陸軍模範營營長，及1921年中山援桂時任田南警備司令的情形，並涉及白崇禧為人的重道義感情。我舉他以前在田南警備司令部內當營長時的故事：

馬曉軍是一個看錢極重而膽子極小的軍人。一聽見槍聲，便神經緊張，手足顫動。每逢軍情緊急，即藉故離開部隊，躲往安全地區。部隊統率的責任則交由黃紹竑、白崇禧、夏威等幾個營長全權處理。危險期過，馬氏又回來做主官。如是者再，頗為官兵所輕視；加以他視錢如命，偶爾帶幾個士兵因公出差，有向他借一角或五分於途中購買茶水的，回防地後，他也必追索。所以上下官兵早已有心希望他離開部隊。某次，百色防地為劉日福自治軍所襲，部隊都逃往黔邊，馬氏個人卻逃往南寧。到劉部被驅離百色後，馬氏又要回隊。這時幾位營長，如黃紹竑、夏威等，都主張拍一電報給他，請其不必回營。獨白氏堅持不可，他認為這樣做，無異於犯上作亂，於做人的道義有虧。由這個例子看，以馬曉軍這樣的人，白氏對他尚且忠心耿耿，其為人的正直忠厚可知。

其次，白氏擔任我的參謀長前後達三年之久。一有軍事行動，則出任前敵總指揮，從未計較名位；是一位喜歡做事、任勞任怨的人。廣西能夠完成統一，整訓收編部隊，提前出師入湘北伐，他的功勞，實不可沒。蔣氏知我有所指而言，只連聲“唔，唔”，而結束了我的談話。

又有一次，我說得就更露骨了。我說，白氏才大心細，做事慎重敏捷。他以前在當我的參謀長時，遇事往往獨斷獨行，然從無越軌之處，我對他也能推心置腹，所以事情做起來又快又好。如今他縱或有“不守範圍”之處，推其原意，亦無非想把事做得快、做得好。總司令如覺得有不合體制之處，大可明白訓諭，千萬不可於部曲之間吞吞吐吐，疑心生暗鬼，反為不美。

我一再誠誠懇懇地向蔣氏解說，總希望全軍上下精誠團結，和衷共濟。但是不管我怎樣地言之諄諄，他總是時懷疑忌。忠言難以入耳，實堪浩嘆。所以就蔣與白的關係說，自克復南昌而後，已失和諧，還是我居間維繫。故黨人所傳，說我擁蔣全是白崇禧居間促成，適與事實相反。

二

蔣總司令於8月12日下野後，寧滬一帶軍民不知底蘊，竟為之人心惶惶。孫傳芳知我軍有內變，乃拼全力反攻，自蘇北循津浦路及運河兩路齊頭並進，自江北炮轟江南。長江上游的武漢“東征軍”也正向下游移動。我軍兩面受敵，形勢頗為不利，8月19日軍委會開會時（蔣下野後我們複用軍委員名義），何應欽、白崇禧和我決定以軍委會名義，將軍隊重行部署，把三路大軍一齊南撤，防守長江，以阻敵人南渡。

總司令下野，寧漢息兵（4）

我們的防禦部署，系以第一路軍，轄第一、第十八（原第六軍楊傑師改編）、第十四、第二十六、第十及第三十一等軍，擔任南京城東郊烏龍山以東至淞滬一帶的防務。第二路軍，轄第三十七、第二十七、新編第十、暫編第十一等軍，擔任東西梁山以西長江上游的防務。前敵總指揮陳調元則駐於蕪湖。我第三路，轄第七、第十九（原第十五軍改編）、第四十、第四十四各軍，則擔任烏龍山以西、東西梁山以東、長江中段的防務。

至此，除合肥、六安一帶尚由第三十三軍防守之外，江北已無我軍駐屯。孫軍與我隔江對峙，四處揚言，說要剋日渡江，消滅我軍。武漢軍此時倘也東下，我軍勢難首尾兼顧，前途將不堪設想了。所幸自蔣下野後，武漢方面“*倒蔣”的“東征”計劃已失了藉口。馮玉祥又連電寧漢雙方調解，汪兆銘也表示論事不論人。寧漢對立的局面，表面上確實鬆弛了不少。南京中央方面企圖遴選要員北上，和漢方接洽化嫌息爭，庶幾可以合力應付敵軍的反攻。在這場合下，大家一致推舉我作代表，往武漢商談。南京方面推舉我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