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中央為防止十九路軍再度抗日滋事，有礙和局，乃將蔣、蔡等部隊調防福建，並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省省主席。其實，中央如真為防止十九路軍鬧事，則大可將蔣、蔡等調往河南、安徽等無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豈不更為保險？蔣先生不此之圖，而調之入閩，實系一陰謀。

因十九路軍原為北伐時第四軍的一部，將領官兵多為粵人。其指揮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更自視為廣東的主人翁。十九路軍於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奉調自粵北上，使時為廣東省省主席的陳銘樞頓失羽翼。不久，陳銘樞便為陳濟棠排擠而去，其心中對陳濟棠和蔣先生的怨恨，無時或釋。一有機緣，渠等便想在廣東捲土重來。蔣先生把握濟棠、銘樞之間的矛盾，故意將陳銘樞的第十九路軍調往福建，使其垂涎廣東，互相火併，以達一石擊二鳥的目的。十九路軍到了福建，廣東方面的陳濟棠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頓時感到極度的不安，而蔣先生則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統治的手法。

不過此時陳濟棠雖感恐慌，十九路軍的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各人，對蔣先生這一手法卻洞若觀火，不願輕易上當。故陳銘樞設法和陳濟棠取得和解，希望福建和兩廣合作，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號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蔣相對抗。但這一計劃卻不能為陳濟棠所接受。因陳濟棠盤踞廣東，儼然是嶺南之主。如在廣州組織政府，則黨中*以及陳、蔣等人將接踵而至，這樣則抗日反蔣未成，而濟棠先已失其在廣東唯我獨尊的局面，所以陳銘樞、蔣光鼐等人雖舌敝唇焦，陳濟棠仍不為所動。

陳銘樞、蔣光鼐等無可如何，乃積極向我們遊說，希望廣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陳濟棠同意開府廣州，使南京國民政府不能不負起抗日的責任。而白崇禧和我則期期以為不可，因此項措置將愈陷國家於分裂。當前問題的中心是中央對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讓，等到忍無可忍，則必然被迫抗戰。一旦抗日戰事爆發，則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對外，若再開府西南，實非國家之福。

孰知陳銘樞、蔣光鼐等，昧於大勢，不聽我言，決定單獨行動，樹立中樞於閩垣，用資號召，並仍向我們遊說，希望福建舉起抗日大旗之後，兩廣即通電附和，以壯聲勢。我和陳濟棠竭力勸阻，也難遏止他們的行動。此外他們更竭力和“急進派”*人士徐謙、譚平山、陳友紅、章伯鈞、沈鈞儒、黃琪翔等，合作包圍李濟深。濟深斯時剛自南京湯山恢復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靜思動，而內心對蔣氏又極端怨懟。當他被陳銘樞等包圍時，我曾向他獻議，略謂：在目前情勢之下，只以十九路軍為後盾來組織中樞，號召抗日，似嫌勢孤力單，反予蔣氏以藉口。請告誡陳銘樞等慎重考慮，不要輕舉妄動，自貽伊戚。李濟深也頗以為然，主張慎重，不可孟浪從事。我乃自香港轉廣州回南寧。無奈陳、蔣、蔡和第三黨領袖們對開府閩侯一事，仍積極籌劃，勢在必行，即使兩廣反對，他們也要硬幹到底。1933年秋，陳、蔣、蔡等和第三黨分子、“急進派”*人士接觸頻繁，並陸續齊集福州，另外更與江西瑞金的*取得諒解，因而他們在福州組織“人民政府”的空氣已甚囂塵上。箇中情節，蔣已深悉，然渠卻故作不知，只是暗中從事軍事準備。

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2）

到10月下旬，福州已密鑼緊鼓準備成立政府。陳、蔣、黃、章、沈等人，要求李濟深立刻前往主持。濟深以為不可，然陳銘樞卻誑他說，福州方面各級軍官已準備發動，陳等無法控制，希望李濟深親往解說。李為忠厚長者，信以為真，且經不起左右親信張文、李民欣等的慫恿，遂決定往福州一行。

當香港方面包圍李濟深已至成熟之時，我在南寧和白崇禧恐他們會弄假成真。但我們也深知，只要李濟深不參加，陳銘樞輩就無法另組政府。為消弭這場無謂的紛爭，我和白崇禧乃決定採用“調虎離山”的辦法，把李濟深從他們的包圍中接出來。於是，我們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機，由白崇禧親飛香港，接李濟深來南寧小住。誰知在白氏飛抵香港之前數小時，李濟深已被騙往福州。

我在南寧得此訊息，立刻便感到事無可為了。我判斷李濟深一到福州，他們必然擁李為首，組織政府，與持不抵抗主義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區區十九路軍肩此重任，必然失敗無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濟深一到福建，第三黨人士即召集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併成立“人民政府”，推選李濟深為主席。同時宣言打倒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廢除*，另行制定上紅下藍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訊息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