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重要戰役，我均令該兩軍當其要衝，而以其他作戰能力較差的部隊作為輔助，故頗能收相輔相成之效。

我軍既克武漢，收編部隊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軍。軍長人選，白崇禧和胡宗鐸力保資歷甚淺的旅長陶鈞逾格超升，資望較深的師長，如鍾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鈞系湖北黃岡人，保定軍校三期畢業，驍勇善戰，也是一員猛將。唯陶君治軍，失之於嚴，有時竟達殘酷程度。作戰行軍時，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時竟槍殺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佈陣乃至平時訓練，均善獨出心裁，標新立異，處處表現，皆似一匹不羈之馬。當時第四軍的作風便是如此，我第七軍中胡、陶二人的作風，則頗與四軍相似。此種人才，最為白崇禧所賞識。以故十八軍成立時，白氏竟力薦陶鈞為軍長。不按資歷升遷，實違體制。我第七軍自廣西北上時，共有旅長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鍾祖培亦均戰功赫赫。此番棄鍾、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鈞，不平之鳴在所難免，鍾祖培因此掛冠求去。再者，湖北久處北洋軍閥統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聲已非朝夕，今一旦如願以償，則鄂人以鄉土情誼，對具有實力的胡、陶二氏不免過分阿諛奉承，以圖一官半職。而胡、陶於得意忘形之餘，也不覺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之常情。然第七軍的地位，遂無形中成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從旁激盪之，到1929年第四集團軍不戰而瓦解消滅，此實為主要原因之一，這是後話。

重建中樞，綏靖兩湖（5）

鍾、李二人俱隨我甚久。1921年我軍避入六萬大山時，鍾任營長，李任連長。嗣後統一廣西及北伐，兩人亦無役不與。平時因我軍軍紀嚴肅，所至秋毫無犯，各級將士均事勞俸薄，而每臨劇戰，又均親冒矢石，首當其衝。所幸上下一心，甘苦與共，尚無怨言。鍾君為人四平八穩，臨陣勇敢，治事也從無隕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強留，因軍中服役的辛勞，轉不若優遊泉林的自若。鍾君返籍後，曾自營一農場，度其真正解甲歸田的生活。1949年*入桂時，聞鍾君曾組織游擊隊與之對抗。其後果如何，無從獲悉。多年相從，今日緬念賢勞，猶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陶鈞升任第十八軍軍長後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鄉。斯時宜昌有一禁菸督察局，平均每月稅收逾百萬元。陶軍長即擅自委其軍需處長為該局局長，前往接收。嗣後我查悉此事，深不以為然。蓋我軍自桂北伐，向不與聞地方政事，轉戰數千裡，未嘗委派或推薦地方官吏，深為黨內外人士所稱許。今陶軍長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稅收官吏，不特有違體制，而軍人干政之風尤不可長。我遂擬請財政部另行委員接掌該稅局。陶鈞聞風大懼，央請白崇禧向我說項。最初我堅持不可，嗣後白崇禧一再代為懇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馬虎將事，其後頗有惡果。因該項特稅收入甚豐，而無規定比額，任由局長自行填報，解款多少，無法稽查，故大部分收入，除以一部分為十八、十九兩軍公積金，並貼補兩軍將士服裝及餉額外，其餘概入陶鈞私囊。斯時各軍餉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軍的官兵生活，反優於他軍，以致七軍將士極感不平，軍心頗受影響。此風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雖精幹，然缺乏冷靜的考察，因此其豐富的感情遂易為不肖者所利用。

底定武漢時，我既以身作則，說服胡宗鐸不兼湖北省省主席，因此其人選頗費周章。我們既不願亂薦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賢能之中，擇人而薦。幾費思量，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屆中委張知本君。張君雖因接近“西山派”，不為黨中有成見的領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學界中人，久享清譽，甚為當時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當我提出張氏時，鄂籍人士及軍人如胡宗鐸、陶鈞等，均甚折服。眾望所歸，我遂向國府保薦張君為湖北省政府主席。時人鹹知我是張主席的保薦人，但鮮有知道我與張氏固素昧平生。

張氏奉派主鄂之後，我們更助其遴選省府各廳人選。民政廳廳長嚴重、建設廳廳長石瑛、財政廳廳長張難先等俱負一時之名。張知本到職後，勵精圖治。嚴、張兩廳長並常微服出巡，探聽民隱，偵察縣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積弊一掃而空，為全國所稱譽。

1928年秋間，李四光、王世傑、彭學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漢，和我磋商撥款興建武漢大學於珞珈山，我亦深覺建國之道首需人才，故在軍費極其支絀之時，慨然先撥二十萬元，以資提倡。省府不甘落後，也籌撥相同之數。後來該大學的校舍竟成全國最壯麗的學府建築。

湖南唐生智殘部改編後，我們也將湘省政府改組，並薦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