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軍則循京漢路，經鄭州、新鄉，向正定、望都一帶集中，直搗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團軍則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關，截斷京漢線，北上與第四集團軍會師北京。

此時敵軍應戰的策略，系以張宗昌的直魯軍與孫傳芳殘部據守津浦線，以阻截我第一集團軍的北進。奉軍主力則後撤，以縮短戰線，並以保定為軸心，向西線集中，擬乘我第四集團軍尚未到達正定時，一舉將我突出的第三集團軍包圍殲滅，然後回師截擊其他各路革命軍，以達其各個擊破的戰略目的。

我軍攻勢繫於1928年4月中旬發動，第一集團軍賀耀組、方振武兩軍於5月2日克復濟南。孰知日本山東駐屯軍福田師團，竟出兵阻撓，圍攻濟南。蔣總司令不欲與日軍擴大沖突，乃派交涉員蔡公時及隨員十餘人到福田師團部交涉，希望緩和此一嚴重局面，不料蔡等竟為日軍所槍殺。我軍迫不得已，忍辱乘夜突圍。日軍旋在濟南城恣意捕殺平民，遭難者數千人，釀成“五三”濟南慘案。第一集團軍賀、方兩軍自濟南脫險後，協同一部分友軍繞道魯西，越黃河，北進佔領滄州、德州，因之頗受稽延。時我三、四兩集團軍已克京、津，第一集團軍遂未續進。

攻勢發動後，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防區並無強敵，本可兼程而進，唯馮氏卻稽延不進，並撤回原駐博野、安國一帶的部隊，僅留置少數騎兵警戒前線地區。馮軍既無意急進，我第四集團軍尚遠在豫南，奉軍乃得乘隙實行對閻錫山第三集團軍的包圍。5月中旬，閻部幾陷入三面被圍中，閻錫山見形勢危急，乃電請馮玉祥迅速北上解圍。孰知馮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謂：“不遵命令擅自退卻者，槍決！不遵命令擅自前進者，亦槍決！”他意在禁止其駐在京漢線上的部隊擅自北上，解閻部之危。馮氏此項通令，後來在北伐軍中傳為笑談。因在向敵人發動總攻時，“擅自前進者，亦槍決！”實是駭人聽聞。

馮玉祥見友軍危難而不救，實在出於意氣用事，欲報閻錫山的舊恨。原來當1925年冬，馮軍在南口戰敗西撤時，閻錫山曾應吳佩孚、張作霖之請，陳兵晉北，企圖腰擊馮軍。因而馮氏懷恨在心，得機乃一洩私憤。

馮玉祥既不赴援，閻錫山在危急中無以為計，適白崇禧率葉琪第十二軍乘車趕到定縣、新樂一帶增援。奉軍由其飛機偵察，知我第四集團軍已趕到，乃改變計劃，向關外撤退。我軍即乘勢追擊，於5月31日克復保定，並向北京挺進。

我第四集團軍原定於4月底在武漢乘車北進，唯以車少軌壞，運輸困難，乃由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第十二（葉琪）、第三十（魏益三，河南收編）、第三十六（廖磊）各軍，及第八獨立師

（劉春榮）先期北上。經過將近一個月的運輸，先頭部隊第十二軍才抵正定附近。5月31日克復保定後，乃沿京漢路直搗北京。第三集團軍也於6月1日佔領宣化、花園，向懷來追擊。第二集團軍也向高陽、雄縣、永清、固安、河間挺進。第一集團軍同時佔領滄州。概未發生激烈戰鬥。

各路大軍齊頭並進，孫傳芳知大勢已去，乃於6月3日通電下野。所部歸鄭俊彥統率，向革命軍輸誠。張作霖不敢戀棧，於孫氏下野的次日，偕吳俊升等文武官員出關，車至皇姑屯，被日軍河本大佐預埋的地雷炸死。所部奉軍乃由“少帥”張學良統率，繼續向關外撤退。6月8日我軍遂進佔北京。6月11日閻錫山、白崇禧聯袂進入北京。

唯此時張宗昌所部，除徐源泉率萬人歸順中央外，尚有三萬人稽留於冀東一帶，本擬隨奉軍撤入東北，但是奉方因張宗昌部隊紀律廢弛，恐其反為東北之累，故不讓張部出山海關。宗昌所部乃麇集於灤東一帶，要求我軍收編，同時準備作困獸鬥。此時蔣總司令與我已抵北平。知該部已無可改造，乃令白崇禧率第四集團軍及第二集團軍鹿鍾麟部、第三集團軍商震部進剿。不久即全部繳械肅清，馳名一時的大軍閥張宗昌遂一蹶不復起了。

在此期間，東北張學良也派遣代表入關，接洽服從國民政府。於是，東北顯無用兵必要。北伐至此，乃大功告成，軍事上所餘的，只是一些善後問題，有待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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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後會議與東北易幟（1）

一

在我國曆史上，凡是大兵之後，善後問題總是難處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復時，由於中央任命文武官員實際上均為蔣先生一人所操縱，有欠公允，導致心懷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因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