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第七軍繳獲陸、沈、唐等軍隊的械彈甚多，似不必再給予蘇械。可是，蔣先生忘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古訓，他不該自食其言啊！後來，總算由駐粵辦事處領到了蘇制七七口徑步槍一千枝，重機槍四挺，無線電收發報機二座，乃火速運往湖南前線。孰知當我們把木箱開啟檢驗時，始發現並不如想像的滿意。原來這批蘇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用過的舊武器，和本軍所用的德制七九雙筒步槍（亦屬第一次大戰後，協約國將德軍解除武裝，由商人私運至中國出售的）不相上下。然總算中央政府體念我第七軍頻年征戰，不無微勞，而作首次最大的賞賜，於士氣上不無鼓勵的作用罷了。

這時已是6月中旬，湘中戰事正捷報頻傳，我第七軍北上部隊正有待我的親自指揮，所以我便於6月18日辭別中央各首長，離粵回桂，轉赴前線指揮。廣東方面聞我將去，各界曾舉行盛大歡送會。中央各政要及蔣總司令率各機關團體代表，親自送我至石圍塘而別。

壯士長歌出漢關，歷史上有名的北伐戰役現在便正式揭幕了。

向長沙前進——北伐的序幕戰（1）

一

我於1926年6月18日離粵返桂。此次赴穗策動北伐，在廣東住了將近五十天，雖辛勞備嘗，然終將北伐發動起來，歸途中頗感興奮。6月19日下午，我由三水河口所乘的專輪遂抵達梧州。梧州各界聞我策動北伐歸來，舉行盛大的歡迎會，到江邊碼頭來歡迎的各機關代表暨民眾團體簡直是人山人海，這時梧州駐軍為伍廷颺（展空）旅，伍氏在隨我自碼頭回其司令部途中，便問我說：“德公，我們真要北伐了嗎？”

“為什麼不要？”我說，“我們的部隊不是已經開到湖南去了嗎？”

伍說：“德公，你覺得北伐有把握嗎？”

我說：“我覺得佔領武漢沒有大問題。”

伍說：“要是敗回來就糟了……唐繼堯還在伺機蠢動呢！”

我說：“我保證不會敗回來。再者這次北伐，我們只預備出去一半部隊，留半數在廣西對付雲南也足夠了。”伍展空雖不再說什麼，但是他心中仍覺得沒有把握似的。這時我的直屬部下尚且如此，也就難怪廣東那批首腦們的疑慮和躊躇了。

我在梧州住了兩天，參加了各界歡送出師北伐大會。6月21日遂自梧州乘電船到陽朔，再登岸步行。於6月24日抵桂林。在桂林，不用說，又是連續不斷地舉行歡送北伐出師大會。更有各機關學校紛請訓話講演，應接不暇。這時家母仍住在桂林鄉下兩江墟頭村故宅。我們母子已久未見面，她老人家聽說我返抵桂林，派人來叫我返鄉小住。但此時正值北伐出師之時，軍書旁午，目不暇給，實在沒有工夫回家省親。不得已，只好派人接慈母進城承歡數日，稍盡人子之情。

我到桂林不久，忽然接到廣州的電報，說白崇禧已就任總司令部參謀長了。此一電訊很使我驚詫。

白崇禧原是我第七軍參謀長，今番升遷，使我頓失臂助，我乃電商於黃紹竑。紹竑自南寧覆電，推薦其同窗舊友王應榆氏接充七軍參謀長。王為廣東東莞人，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其後似曾在李濟深處做幕僚。當李、黃在梧州合作時期，王氏轉到黃紹竑的“討賊軍”中任職。王氏雖出身軍校，然對治軍作戰並無太大興趣，卻將全副精神用在國計民生方面的生產事業。為人淡泊，向不介入黨爭。黃紹竑因渠長於企業管理，乃請他整理賀縣八步一帶的錫礦。渠任礦務局長年餘，對興利除弊成績頗有可觀。此時第七軍參謀長出缺，紹竑乃推薦其擔任。王因事出倉促，趕辦移交，我軍到武昌後，他才自賀縣趕來就職。王未到職前，由胡宗鐸兼代。

當時各軍中除黨代表外，都有政治部的設立。北伐開始時，總政治部主任為鄧演達，副主任為郭沫若。鄧極“左傾”，其左右也悉為“左傾”或共產黨，第七軍政治部初成立時，中央派來的政治部主任黃日葵，便是一名共產黨。黃少年任事，幹勁十足，為人又能說會講，吃苦耐勞，全軍上下都極敬重佩服他。但是這時廣東，上自黨政軍各級機構，下至農、工、學生運動，國共間的裂痕已日趨明顯。我深恐黃氏在我們部隊中發展共產黨組織而招致分裂，影響作戰精神。所以當我返抵桂林準備出湘時，密向黃紹竑建議，將黃日葵留在後方，為第七軍後方留守部隊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薦麥煥章為第七軍前方部隊的政治部主任。麥為留法學生，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都有私誼，為人忠實坦白。但是我推薦上去後，總政治部卻拒絕加委，鬧出許多誤會。後因我態度堅定，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