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在廣州舉行就職典禮，正式誓師北伐，公告中外。7月27日蔣總司令也率其第一軍一、二兩師

（當時戰鬥序列為總預備隊）自廣州出發北上。到此，全國各界才知我們是傾全力北進，決心和軍閥作殊死戰，與昔日中山先生北伐的形勢已不可同日而語。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巨頭，開始對我們這一新興勢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計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違的地方勢力，也開始和我們通款曲，冀圖加入革命陣營。首先來歸的，便是貴州的袁祖銘。他聲稱願將他的兩軍改隸於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到7月中旬，經軍委會核准，遂委袁部師長彭漢章為第九軍軍長，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令率所部自貴州出湘西，直搗常德；袁祖銘本人並受委為北伐軍的左翼軍總指揮。

第九、十兩軍於7月中旬，由黔東向湘西前進，使我軍無西顧之憂。不久，第一、三、六各軍也抵達湘贛邊境，自攸縣至醴陵之線，東向警戒湘贛邊境。中路我軍則和敵相持於汨羅江兩岸。戰況膠著，雙方都在做第二期作戰準備。

這時唐生智和我經常交換關於第二期作戰計劃的意見。我二人不約而同主張一鼓而下武漢。當時正傳廣州中央有人主張克復長沙之後，對鄂採取守勢，將主力轉向江西進攻。唐生智得報，焦灼異常。遂約我聯名函陳蔣總司令，詳細分析利害得失，堅決主張直搗武漢，截斷長江中游。我也完全同意唐氏的主張。因先鄂後贛，為湖南當局切身利害著想，固為必須；而為北伐整個戰略前途計，也極為順理成章。我二人乃根據此種論斷，擬具意見書，派人專程送往正在前進中的總司令部；並決定親往衡陽歡迎蔣總司令，當面解釋我們的意見。

我們於8月9日晨抵衡陽，同行的還有各機關和民眾團體代表數十人。蔣總司令偕白崇禧、加侖等一行旋亦抵衡，握手相談，甚為歡暢，唐生智因前線事忙，稍談即折回長沙，我卻和蔣氏詳談。唯此時歡迎代表甚多，旅途匆匆，未談出什麼結果。

當晚我又到白崇禧處坐談甚久，白氏這時才詳細告訴我他出任參謀長的原委。他說，最初他是堅決不幹的，但是當我們前方已打得炮火連天之時，而廣州總司令部還遲遲沒有組織。他深恐拖延日久，我七、八兩軍在前線孤立無援，一旦吳佩孚大軍南下，豈非前功盡棄？所以他不斷地向軍委會和李任潮催促，但是他們眾口一聲地說，現在無人可負組織總司令部的責任，除非白氏答應為參謀長，才可著手組織云云。中央各政要和蔣總司令、李任潮等不時赴頤養園白氏寓所力勸，川流不息，急如星火。白氏推託不得，最後才提出折中辦法，他要求將“總司令部參謀長”職銜之上加一“總”字，變成“總參謀長”，由李任潮擔任此一頭銜，而白氏則以“副總參謀長”名義，代行總參謀長職權。蔣總司令立即同意此一辦法，白氏才就副總參謀長之職，著手組織總司令部。這便是白崇禧出任副總參謀長的內幕情形，也即北伐期中，軍中仍呼白氏為“參謀長”的由來。

長沙會議（2）

接著，我便問他一個多月來做參謀長的經驗和觀感如何。白說，事情非常難做。他說他以前做我的參謀長時，凡事他認為應當做的，他都可以當機立斷，放手做去，所以工作效率高，事情也容易做得好。但是他現在做蔣總司令的參謀長，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為廣東方面各軍人事極為複雜，系統各異。蔣總司令原為第一軍軍長，現在他雖然是總司令，但對第一軍難免有些偏愛，使其他各軍感到不平。軍中耳語、煩言極多，他身為參謀長遇到這類事件，簡直無法應付。加以蔣總司令又耳明眼快、事必躬親，使參謀長益不易發揮辦事效率。所以白說他坐在參謀長的位子上，實在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心之至，遇事總要請示總司令親身處理云云。

後來在長沙，我遇見了二、三、四、六各軍的高階官員，他們向我詢問前線戰況，同時也告訴我一些出發途中情況，以及總司令部中許多內幕情形。他們聽到我軍在前方所向披靡的戰績，都覺得戰事前途極為樂觀。但一提到補給的情形，不免異口同聲地怨言四起。他們舉個明顯的例子說，各軍出發以來，例須按期發放草鞋。然蔣總司令卻吩咐，他的第一軍每一士兵發給兩雙；其他二、三、四、六各軍，卻平均每一士兵連一雙草鞋還領不到。

他們同時又抱怨蔣總司令治軍無法度，遇事不論軍法而好市私恩。例如有時第一軍中黃埔出身的中下級軍官鬧虧空，發不出薪餉來，其上級無法解決時，照例只有報告總司令。蔣總是說：“把他叫進來！”這營長或連長被叫到總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