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釋說：“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裝作若無其事地說：“希特勒受壓抑的同性戀傾向，可能從他1908年在維也納感染梅毒開始。”＇2＇

魯道夫·賓尼恩（Rudolph　Binon）在1970年代初期為《德國人中的希特勒》（Hitler　Among　the　Germans）這本書作研究時，曾到普希位於慕尼黑的別墅拜訪，希望他能指認希特勒早期隨員中一些比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憶這次會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傾向，因為他性喜窺探；而且希特勒在政變之後，比較不受到眾人注意，這時他和希特勒很親近。他告訴我說，希特勒從維也納一名妓女那兒感染到梅毒，因為（別詫異！）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開始解釋希特勒的性行為是屬於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轉移話題，說他自己年輕的時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們必須忍住，到最後時刻抽出來，’他睜著大眼睛，以柔和嘶啞的聲音說，然後演戲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悽慘的心理道德苦難，‘但是希特勒太沒有經驗了，不知道在關鍵時刻抽出來。’這實在很詭異：解釋希特勒的問題，變成普希苦難的訴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難，包括希特勒），對於他自己在這場苦難中生存下來，而希特勒卻失敗，絲毫看不出他有什麼驕傲或滿足。”＇3＇

普希或希特勒為什麼認為射精會造成感染？紹丁第一次以顯微鏡看到梅毒螺旋體，確定傳染的媒介，到這時不過才三年。一般人對於梅毒是如何傳播的，仍抱有許多生物學上不正確的觀念。射精會造成感染，這是好幾個世紀前的觀念，它認為梅毒只會進入軟弱的###。17世紀，蒙彼利埃（Montpellier）醫學教授團的成員弗朗索瓦·朗尚（Francois　Ranchin），寫過一本專門討論梅毒的書，他警告說要避免從“墮落的女人”那兒感染，“男人的###要保持堅挺，不要軟軟的，否則就會像海綿一樣吸取感染液體，任何保護措施都沒有用。”＇4＇普希的話，證明那個時代還是這麼認為。

啤酒館政變之後，希特勒被關在蘭茲貝格（Landsberg）監獄，他寫出《我的奮鬥》（Mein　Kampf），其中有13頁關於梅毒，認為這是種族未來的一大威脅。有一段是關於妓女，這段自白與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樣：“結果就是那個人得到不愉快的驚奇，甚至完全毀壞他的腦，想不出是哪個女人給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這樣的城市，這不足為奇。此外，必須注意的是，我們經常要處理這些從鄉下來的訪客，他們完全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5＇希特勒自己也完全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沒有得到這個不愉快的驚奇？

維森塔爾問自己：戰爭最後幾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嗎？羅恩·羅森伯姆（Ron　Rosenbaum）在《詮釋希特勒》（Explaining　Hitler）一書中，透過各個傳記作家的結論，嘗試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質。他發現維森塔爾在1980年代以堂吉訶德式的方法搜尋幽靈般的梅毒螺旋體，以解釋希特勒的心理，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個尋找聖盃的例子：為他反閃族尋求解釋。維森塔爾根據第三手的傳言，猜測是維也納的妓女傳染的，並且確定是猶太妓女。羅森伯姆認為這樣太沒天理：將大屠殺的重擔都放在“那個可憐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話”＇6＇，實在很不公平。

維森塔爾於1989年出版他對希特勒梅毒的調查結果，這距離他第一次聽到慕尼黑議會議員赫爾·法克勒（Herr　Fackler）不經意地說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經有20年。資料來源還是普希，他告訴法克勒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駐紮在法蘭德斯（Flanders）時差點遭受軍法審判。他被控“自殘”，說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據普希的話，希特勒證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軍法審判。

維森塔爾的第二個來源更進一步說明問題。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羅納德醫生（）在西雅圖一家醫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奧地利同事，這位同事的父親說曾經為年輕時的希特勒治療過梅毒，據云感染自猶太妓女。1938年之後，德國特務沒收這位醫生所有關於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歷資料。羅納德另一個資料提供者則更重要：他訪問過博多·斯皮托夫（Bodo　Spiethoff）教授——耶拿大學第一位面板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說希特勒曾經向他求診治療梅毒。1977年，《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