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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待孩子的問題是一個公眾生活與私人生活相遇，有時還會發生衝突的領域，這不僅是一個權力問題，而且還是知識的目標。這些知識是在19世紀最後三十多年由醫師、心理學家和法理學家發現的，而結果卻自相矛盾：它們一方面加強了社會控制，一方面卻使童年具有一種深不可測的特點。

18世紀末，莫厄曾把法國描述成一個很早就發現生育控制“令人苦惱的秘密”的國家，因為法國早期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當時的技術不允許實行“計劃”生育，但可以進行限制：出生率從1800年的下降到1910年的19％。人口統計學家對此困擾不已，於是將生育這種個人行為變成了“出生率”這樣一個公眾性問題。生育孩子是一種自主行為，但自由程度隨地區和環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別。據埃爾韋？勒布拉和埃馬紐埃爾？託德稱，這種差別是由家庭結構導致的家長意願造成的。通常所強調的意識形態因素則要受到先前存在的模型影響。1861年，有三個出生率奇低的地區：諾曼底、阿坤廷和香巴尼，然而，每個地區導致低出生率的原因卻各不相同。在阿坤廷，一個家庭只生一個或兩個孩子是非常普通的，而在諾曼底，極端行為非常普遍，有許多夫妻不生孩子，也有許多夫妻因結婚25年生了9個以上的孩子而獲科涅克獎。勒布拉和託德甚至還談到了“神經質行為”。

私生子數量的增加使情況顯得更加混亂，愛德華？肖特將其稱為性解放的標誌。而這種情況似乎有多種解釋。勒布拉和託德將北部和東部地區與地中海南部進行了對比，在前一地區，許多私生子透過婚姻得到了認同，而在後一地區，男人只承認孩子而不與其母親結婚。前者體現出兩性更大的平等和女性更多的自由，而後者則體現出大家族至高無上的權威。

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從歷史人口統計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了，而只能指出問題的複雜性，即使是確鑿的事實也是如此，更何況是建議性的解釋。勒布拉所說的“繁殖秘史”其實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理論，其中充斥著社會學、生物學和意識形態決定論，甚至將孩子的出生最終解釋成是“父母決定”的結果。另外，在意識形態因素中，個人主義“災難”也被多次提及，女權主義則經常被看作是個人主義一種極為粗糙的形式。

父母與孩子（2）

父母在床上所做的決定使兩性及愛情中最為隱私的東西暴露在我們面前。毫不奇怪，事實是難以捉摸的，當婚床的秘密被時間流逝和父母及子女的沉默掩蓋時尤其如此。很少有孩子知道，自己的出生是一種偶然還是出於真正的需要。

但不管如何，結婚的平均年齡在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無疑，不要孩子的決定來自於一種撫養孩子意味著什麼的意識。人們比以前更加悉心地照顧、嬌慣和愛護孩子，但孩子的數量減少了。生育是如何控制的人們無從知曉。有些夫妻除了節制以外沒有采取任何控制措施；為了避免懷孕，婦女經常“失足摔倒”。*中斷將決定權交給了男人，他負有“額外小心”的責任。在富裕的家庭，人們更多地依靠一些從英國或妓院引入的技術，其中之一便是沖洗，這需要源源不斷的水源，還產生了婦女潔淨器——據說曾因不雅而推遲生產。1906年，自由派的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想把生育控制技術教給無產階級婦女，於是打出了這樣的口號：“女同胞們，要學會想做母親時再做！”並散發避孕套和吸水海綿。他們的宣傳經常激怒婦女，對於她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要求，她們對這種干預私人事務的做法極為震驚。一旦發生意外，許多婦女寧可選擇流產。流產變得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城市中已經有幾個孩子的婦女；到20世紀之交，流產似乎被作為避孕的一種方法來使用。安格斯？麥克拉仁將流產視為社會底層女權主義的一種體現，或者至少也是不願生產或殺嬰的婦女意願的體現，但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呢？後一種觀點在19世紀上半葉非常流行，但在第二帝國時期則被嚴厲打擊（每年有上千起檢舉流產的事件發生），於是逐漸消亡了。然而，個別殺嬰事件仍然不時出現，主要是一些鄉村女傭，她們擔心撫養私生子會受到歧視。

儘管生育控制技術在19世紀有所發展，避孕方式的缺點還是使“意外”經常發生。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如果生下來了，其未來便會面臨極大危險，是被慘遭遺棄，還是被接收為家庭成員，只能由命運來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