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志願軍的俘虜。其中，包括了身為團長兼直屬第1　營營長的卡恩思中校、“上帝的使者”———隨軍牧師戴維斯上尉、還有後來成為北約組織北歐軍總司令的法勒—霍克利上尉。

第五次戰役歷時50天，殲敵82000　餘名，迫使美軍從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扭轉了朝鮮戰局。從此，五角大樓的戰爭策劃者們企圖以武力侵佔全朝鮮的狂妄計劃，終於化為泡影，不得不“謀求政治妥協”，向朝中方面提出了和談主張。

法勒—霍克利在朝鮮呆了近三年時間，開頭半年同中國人民志願軍交戰，其後兩年又四個月，是作為戰俘在志願軍的俘虜營中度過的。法勒—霍克利有足夠的理由宣稱，他了解中國軍隊。

第3節

1991年10月的一天，一位年輕的英籍華人到英國牛津郡南部的穆盧斯福村，拜訪丁法勒—霍克利將軍。這位英籍華人名叫徐澤榮，是專門研究朝鮮戰爭史的學者。

此時的法勒—霍克利將軍已經67歲，已從北約組織北歐軍總司令的職位上退休八年，也在從事朝鮮戰爭史的研究。徐澤榮遠道而來，是為了同將軍交流對同一命題的研究成果。法勒—霍克利將軍出生於1924年，在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求學期間投筆從戎，隨即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20歲就擢升為連長。朝鮮戰爭中的雪馬裡之戰，是他生平頭一個最大的挫折。然而，當他結束戰俘 生活重返英軍後，竟意氣風發，奮力進取，在職務和軍銜步步高昇的同時，還完成了牛津大學的碩士學位，在擔任英國防務研究員階段，刻苦研究戰史，先後撰寫了十種戰史和回憶錄，還成為英國官方戰史《朝鮮戰爭中英國的角色》的作者。他，既是一員武將，又是一名史家。

將軍在一幢鄉間住宅中接待了徐澤榮。這幢住宅有個奇怪的名字，叫做“派伊的穀倉”，外觀造型樸實無華，讓人聯想到英格蘭農村的穀倉，寄託了主人對和平生活的依戀。老將軍身體非常健康，精神矍鑠，說起話來聲音洪亮，看上去要比他的實際歲數年輕得多。他對華裔客人熱情、坦誠。他毫不避諱自己的經歷，在華人面前不為曾經在朝鮮戰場上被中國人戰敗被俘而感到難堪和不可告人。他用中國綠茶款待來客，同時坦率相告：　正因為他在戰俘營中和中國人共同生活過，已經喜歡和習慣喝中國綠茶。當談到對中國軍隊的印象時，將軍坦誠地說出了一番由衷的話：“我當了一輩子兵，同德國兵、中國兵打過仗，也看過美國兵、蘇聯兵打仗……最優秀的我看還是中國兵，我讚賞他們。”

在西方軍政界，迄今還有人指責中國參與策動朝鮮戰爭，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就向朝鮮人民軍輸送了14000　名官兵，為“侵入”南朝鮮作準備。將軍認為這一指責完全不能成立，一是因為這14000　名官兵本來就是朝鮮人，都是在日本侵佔朝鮮時流亡中國並加入中共軍隊的，他們不但參加了抗日戰爭，又幫助中國人民進行了解放戰爭。中國內戰結束後，本來就已集中在準備大批覆員的部隊裡，這個時候按照這些朝鮮籍官兵的願望讓他們返回朝鮮，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不關中國的事。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自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後，西方世界曾經制造過無數關於志願軍虐殺西方戰俘的謊言，法勒—霍克利作為當事人之一，無疑最有發言權。

他斬釘截鐵地否定了這些指責，他說：　“中國人民志願軍嚴格執行命令，不槍殺和虐待俘虜。有時候供應緊張，志願軍自己吃差的，而讓我們戰俘吃好的。”

他還對今日中國寄予友好情懷：　“中國地大物博，人民智慧進取，改革有成效，有希望在下一世紀成為領導世界的超級大國。”

不論中國是否願意和是否能夠成為“超級大國”，將軍的善意卻是無可非議的。

法勒—霍克利將軍在同徐澤榮的談話中，唯一持保留態度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向“聯合國軍”戰俘揭露美軍在朝鮮大規模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他至今仍把這一嚴正揭露說成是對戰俘的“洗腦”，是“子虛烏有的宣傳”，是“很笨拙的事”。

也許，這是因為他在戰俘營生活階段囿於有限的視野，未能看到細菌戰的事實真相和確鑿證據；　也許，他出於對美國政府與軍隊的原有信任，無法想象他們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從事傷天害理的細菌戰。

將軍一再宣告，他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

在朝鮮戰場上，他曾以敵對的身分同共產黨人作過你死我活的殘酷拼殺。退休前，作為北約組織北歐軍的最高司令官，他的使命也是領導北歐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