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這“就是採用了一個公共的價值尺度”，舍此沒有其他選擇。商品貨幣關係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能排除，乃是因為“讓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為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個企業為單位進行核算”。他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只能“規定全域性性的，關鍵性的專案”，“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對全部生產分配與產品轉移規定得具體鮮明、絲毫不漏，因而是絕對指令性的計劃”而是在“實行經濟核算制以後，經過價格以調節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與經濟核算的矛盾統一體”。他在這裡提出了一個與傳統的僵化模式相對立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全面論述了這種新的體制的執行原則。這種言論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不過，顧準不是一個輕易能為流俗所動搖的人。他在回答所謂“誰企圖用價值與價值規律來解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現象，誰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責難時，針鋒相對地指出：“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把社會主義的一切問題都給我們解決得那麼妥善，只要我們去引證現成的結論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們所生存其中的社會主義的具體的經濟關係。”

1962年以後，在從事會計研究之餘，他還埋頭從事當代國外著名經濟理論著作的翻譯工作。現在已經出版的有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署名絳楓）、羅賓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兩書均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兩本書的出版，都已是在文革以後，顧準生前均未得見。

文革中間，顧準曾擬訂過一個宏大的計劃，準備以10年時間通盤比較徹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後是）中國的歷史（包括哲學、政治、經濟、文化史等），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先作一番“漫遊”，然後在此基礎上，達成對歷史未來的“探索”。這個計劃他是付諸實踐了的。1974年春，他寫信告訴我，每天有低燒，並且還在咯血，然而為了把對希臘史的研究繼續下去，每天只帶幾個冷饅頭上北京圖書館，一直到閉館才回去。信上還說，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流亡到北京後的那種生活，因而感到那樣高興。他用冷峻的目光研究、剖析古代希臘、羅馬的歷史，在驚歎於古代希臘所曾經達到的那樣高度的文明和民主之餘，不免為小國（城邦）林立、內戰頻仍而感到困惑，甚至正在寫作中的《希臘史筆記》（後來正式出版時命名為《希臘城邦制度》）也曾一度為此“卡殼”。但是，璀璨奪目的希臘文明確實深深吸引了他，他把西方歷史的發展以致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希臘文明聯絡起來，放在更加恢宏、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1972至1974年，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在他和我的通訊中，寫下了現在彙集在這裡的這些筆記形式的論文。這些“筆記”當時他寫作時並沒有考慮會公開發表，當然，也不是他最後的正式的研究成果，但是這遮蓋不住蘊含在其中的閃爍的思想光輝。

陳敏之

198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