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下的一個目標是打通被波斯阻斷的黑海航路。公元前478年，收復達達尼爾北側，克索尼蘇斯半島上的塞斯都斯（Sestos）和拜占庭（Byzantium）。拜占庭之戰，波斯率軍投降，從此，黑海糧食又可源源輸出。同年，希臘人還收復了塞普勒斯島上原屬希臘人諸邦，島上的腓尼基城市未能攻克，以後還長期藩屬於波斯。

色雷西亞還有強大的波斯守軍。公元前476年，希臘聯軍在奇蒙指揮下進軍該地，圍攻斯特賴蒙（Strymon）河上的埃翁（Eion）城，進行了長期的圍城戰，全殲波斯守軍。此後希臘人又圍攻愛琴海上背離提洛同盟（參見下文）的納克奈斯島和海盜巢穴的西羅斯（Scyros）島。至此，愛琴海全入雅典掌握。

公元前467年左右，希臘軍與波斯軍又會戰於小亞細亞南岸中部的攸利密頓（Eurymedon）河上，在此以前，小亞細亞西岸自米利都以北的大陸濱海諸城邦，大體上均已脫離波斯獲得解放，自米利都以南，波斯還駐有大軍，大陸上的希臘城邦還在波斯軛下。奇蒙率三列槳戰艦200艘集中於庫都斯（Cuidus），不久，在攸利密頓附近海面殲滅波斯海軍，俘戰艦100艘，接著又俘增援軍艦80艘。海戰獲勝後，奇蒙立即登陸攸利密頓河口，奇襲波斯陸軍，波斯軍潰敗。

攸利密頓之役是亞歷山大東征以前，整個希臘世界團結一致進行對波戰爭的最後一次戰役。自此以後，希臘與波斯之間的關係，就和雅典、斯巴達爭霸的內戰交織在一起了。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簽訂的卡利亞斯（Kallias）和約，名義上是公元前480年開始的希波戰爭的結束，事實上，此時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已經進行了很久，而且進行得十分劇烈，和約的簽訂已經以爭霸為背景了。

希波戰爭的重大歷史意義

希波戰爭的歷史意義是十分巨大的。希波戰爭以前，古代文明世界的典型的政治形態是一種“神授的王”統治廣大的領土，埃及、巴比倫、亞述、赫梯、呂底亞、福裡基亞、米地（Mede）以及大衛所羅門時代的以色列王國都是這種型別的國家。城市國家誠然是有的，腓尼基的拜布羅斯、泰爾、息敦都是“城市王國”，並以航海商業為生，然而在當時的“世界政治”中，它們都不過是幾個大帝國爭奪的目標，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在歷史上起什麼積極主動的作用，也沒有創造出新的，有別於起源於這些古老帝國文明的新文明來。希臘文明本身也淵源於這些古老的東方文明，因為它從頭到尾是海上文明，一連串歷史事變又促使它發展起來了一種自治自給的城邦制度，這種城邦制度在可稱為偶然的歷史條件下——小亞細亞內陸在赫梯崩潰後長時期內沒有出現強大的王國——居然獲得了充分發展所必要的幾百年時間，它不僅在海外鞏固了，希臘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給的，個人創造能力有充分發展餘地的城邦制度，在這幾個世紀中，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了東方古文明的遺產，加以消化，加以改造，並以躍進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紀波斯征服以前，事實上希臘文明已經高出於“東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給的城邦制度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的個人主義和城邦本位主義，使它在強大的外敵侵犯面前顯得是一盤散沙，使它寧願各別屈從大帝國成為它的藩屬，無法團結起來外御強敵，並在對外戰爭中謀求民族統一，其結果，藩屬帝國的那些城邦，還勢必要派兵出錢，在帝國旗幟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進攻。呂底亞王國興起後，小亞細亞諸邦先後藩屬於呂底亞，有的城邦僭主還成為王國的駙馬（埃弗塞斯的例子）。波斯興起後，只有避難移民，卻沒有團結抗戰的打算。海濱城市成了波斯藩屬，波斯統治一時還伸不進來的海島城邦，卻利用這個機會，幸災樂禍地擴大自己的勢力（塞莫斯利用米利都藩屬於波斯在愛琴海上的擴張）。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城邦制度的致命弱點。公元前5世紀初的伊奧利亞起義，是希臘世界的一個部分團結抗敵的第一次企圖，起義雖然失敗，福利尼卡斯（Phrynichus）以悲劇“米利都的淪陷”在雅典上演，使觀眾潸然下淚，從此以後，團結抗敵逐漸成為“一盤散沙”的城邦希臘的一致要求。這種要求在不久前驅逐了僭主，貫徹發展了梭倫民主的雅典顯得特別強烈。於是，雖然薛西斯動員了整個東方世界的全部人力物力，包括腓尼基海軍，也包括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甚至包括新近歸附的希臘本土北部、中部的希臘諸邦的力量，以泰山壓頂之勢撲向雅典和斯巴達所領導的希臘南部諸邦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