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本書的主旨在於呈現西漢王朝落日餘暉之全景，而元帝朝是公認的“由盛及衰”的分水嶺。因此，在文帝朝做背景式的介紹之後，隨即轉入元帝朝。

其三，哀帝駕崩後，年僅9歲的平帝劉衎不過是個擺設。帝國的權柄隨後便落入王莽的手中，同時也意味著劉氏皇統失去了對帝國的最高控制權。因此，把平帝朝的敘述，索性納入“下篇”。

“下篇”共分3章，敘述王莽從崛起到滅亡的全過程。

王莽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孫猴子，他的一切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透過“上篇”的敘述，我們便不難發現，王莽身上許多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同樣是他身處的時代使然。比如他著名的“託古改制”，實際上不是在“託古”，他是真誠地想要“復古”——企圖透過表象的複製，來實現存在於當時儒生們心中共同的“聖朝願景”。

王莽那些在我們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做法，在當時的儒生們中間，卻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它們絕非王莽一個人空穴來風式的奇思妙想。

換言之，王莽可以算得上是儒家學說之最徹底的教條主義者，他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講，應該是儒家學說“是古非今”的結果，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學說本身的失敗。

因此，只有結合那個時代的大背景，我們才能對王莽的所作所為有更真切的理解和反思。

在完成對王莽的全部敘述之後，還安排了一個“尾議”。目的在於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在西漢王朝的最後50年，那麼多匪夷所思的“荒謬”人與“荒唐”事的背後，到底存在著什麼更深層次的原因？

我的看法是：這裡面都有儒家學說惹的禍。

一家之言而已。權當這樣的妄議，是不惜丟擲“陋磚”，引出讀者朋友心中熠熠生輝的“美玉”。如果能夠為讀者朋友帶來一些啟發，哪怕是竊笑，我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算得上是有了豐盛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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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1）

上篇：樹根藤苗——劉氏皇統的家風與國運

《庸才當道》第1章　參天大樹

天降大任

當太尉周勃等人派出的代表一路驅馳趕到偏遠的中都城，風塵僕僕地突然出現在代王府時，代王劉恆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些人竟然是來迎接自己去長安登基的。

事前一點兒徵兆也沒有。將信將疑的劉恆被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局弄得且喜且懼，一時真假莫辨，吉凶難測。

他迅速把代王國的核心臣僚們召集起來，共商應對之策。

中都城位於今天山西平遙古城的西部，是代王國的都城。中都與長安，兩地相距遙遠，即使在今天直來直去的鐵路交通，也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代國臣僚們雖然對長安剛剛發生的政變——呂氏外戚集團被悉數誅殺——略有所知，但對朝局最新的具體情況卻並不十分了解，更不清楚周勃等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更重要的是，此時控制帝國權力中樞的大臣，如周勃、陳平等人，都是一些當年隨劉邦出生入死的虎狼之輩。如今劉邦、呂雉已逝，權傾朝野的呂氏外戚集團悉數獲誅，已經沒有人能夠鎮得住他們了。

——萬一他們生出難測的禍心，首先遭難的便是劉氏宗室的子弟。作為劉邦的親兒子，劉恆更是首當其衝。

因此，以郎中令（負責王宮警衛）張武為代表的絕大多數臣僚一致認為此事凶多吉少。他們擔心在所謂“迎立新君”的背後，是“請君入甕”的陰謀，因此建議劉恆謹慎從事，假裝生病，拖延時日，以靜觀其變；一切要等到時局明朗之後再做計議。

但中尉（負責都城治安）宋昌獨以為“群臣之議皆非也”。他力陳如下六條理由，認為此事並無兇險：

其一，劉氏為天下之主，是大勢所歸、民心所向，是歷史的必然潮流，絕非少數幾個人就能扭轉得了的。

其二，高祖當年所封諸位劉氏子弟的侯國，佔據著帝國的各個關鍵區域，以“犬牙相制”之態，共同形成互為犄角而又互相制衡的局面。這樣的佈局堅如磐石，即使發生異姓叛亂，也不容易被破解。

其三，漢興以來，“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劉氏政權已經深得人心。

其四，最說明問題的是，呂氏外戚雖然專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變時，太尉周勃孤身持節驅入北軍（京師兩大衛戍部隊之一），高呼一聲，“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結果全軍將士悉數左袒，為劉氏而倒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