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海各慈善團體與熊氏諸親友在上海發起為熊希齡舉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會。朱慶瀾在熊希齡的遺像上題了“霖雨蒼生”四個大字。張元濟起草的《公祭熊秉三先生文》，歷述其生平事蹟，聞之令人心慟：“……佛入地獄之大願兮，思救死而扶傷；終鑿枘之不相入兮，只善刀而自藏；駭帝制其蠢蠢兮，獨歸隱於巖廊；絃歌倏其將絕兮，幸饋貧之有糧；湘民所利將被奪兮，協眾力而起為之防；念天下之己飢己溺兮，無一息之敢亡……”

張元濟與熊希齡交誼甚深，尤其在戊戌時，他們同時被革職，當時遭黨禁者共有20餘人，先後雲亡，到1937年僅存陳三立、熊希齡與張元濟三人，而1937年內陳三立、熊希齡相繼去世，則只剩下他一人了，故他對熊希齡的情感較別人又特別一些。他為熊希齡寫的輓聯雲：“浩劫轉旋難，歸來異域，羈魂破碎，多應憐故國；知交零落盡，數遍前朝，黨籍孑遺，我愧作餘民。”蔡元培與熊希齡交誼亦深，他除了為熊希齡書寫墓碑，也撰了一副輓聯：“宦海倦遊，還山小試慈幼院；鞠躬盡瘁，救世惜無老子軍。”與熊希齡生前一起辦理慈幼事業的陳鶴琴作歌頌道：“烽煙滿目，戎馬倉皇，際此時兮艱危，傷哲人之凋亡，草木下淚，白日無光，災黎待誰拯救？兒童失去保障！維公偉績，有如山高，有如水長！吾人必須從此繼起，努力前進莫彷徨！前進莫彷徨！”

10年過去了，到了1948年1月3日，是熊希齡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日子，毛彥文在北京石駙馬大街22號熊宅又特地舉行紀念會。熊氏的親友、學生以及仰慕熊希齡的人都來了。毛彥文說：“冷落的熊宅，又見車水馬龍，盛極一時。”這表明人們並沒有忘記熊希齡。是的，人們不會忘記這位先哲的。《北平日報》的一位記者這樣說：“歲月的冗長沒有沖淡他在他的同僚、親友們心中的印象、影響，以及悲慼的情緒，尤其是香山慈幼院歷屆所教養出來的五千餘名孤兒，他們廣被遺澤，過去曾，現在是，將來會，把熊氏虔敬的供奉在記憶裡。就北方廣大的群眾來講，凡是知道香山慈幼院這個組織的便會慕聞熊氏這個人，反過來說，仰慕熊氏為人的，也便知道他親手創立的慈幼院；熊氏的名字與慈幼院，兩者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直到今天，慈幼院裡有他，而他對於慈幼院，比之其他任何事業，卻也是戮力盡瘁地費過一番經營。今天各方面來紀念他逝世十週年，不單純是鄉誼，世誼，以至於友誼方面的屬於人情與情感上的形式與維繫；紀念他，因為他曾種下一棵值得被紀念的‘因’。”

1月3日這天，《華北日報》、《世界日報》、天津《大公報》、《東方雜誌》等一些刊物，都開闢了紀念熊希齡的特刊或專欄，胡適、林志鈞、葉景葵、朱經農、成舍我、沈從文等人，都寫了專門的紀念文章，追憶熊希齡的生平並表達對他的敬仰。毛彥文也寫了一篇，她的文章最動真情。其中一段評論這樣說：

先生自絕意仕途後即從事社會事業，這是一個新的覺悟。政治既無力令其改善，就不如把社會基層改造，奠定基礎。故舉凡救濟工作，兒童福利的提倡，慈幼院的創立，處處表現有遠大的眼光。二十餘年前，絕無人用最新式的教養，培植孤貧兒童。本院於民國二十年即有家庭式教養，至今歐美先進國家視為最理想的機關教養方式，先生早於十六年前實行了。二十一年自與子女析產後，將他所得石駙馬大街等處的房地產全部捐充兒童福利事業的基金，並設董事會管理之，他自己從那時起僅每月向董事會支數百元生活費而已，其自奉之薄，有如此者。先生待人誠懇和藹，聰穎過人，其文章，其書法，其繪畫，均足以傳世。他尤愛國，雖不在位，對於國事仍極關切，不然也許今天還健在，不致因初期抗戰失利刺激過深的原因而死於國難。至於在政治上，有正確的主張，對國家有不可磨滅的功勳，自有公論。

毛彥文的上述評論是貼切、中肯的。

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熊希齡一生中難免存在著某些過錯與失誤，但是他的過失與他的功績比起來，只能是大醇小疵，白璧微瑕。他一生蓋棺論定，不失為一個赤誠的愛國者，懷有經國濟世抱負的政治家，有志於造福人群的社會活動家、慈善家與平民教育家。他一生蒿目時艱，盡瘁國事，關懷民瘼，為孤貧兒童謀幸福；他晚年披肝瀝膽，捨生忘死，積極地投身抗日救亡，是永遠值得後人崇敬和懷念的。

熊希齡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歷史沒能讓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這是他和梁啟超在政治上聯手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