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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處!唯心乎,心已將死!”正文分8講,主要為:“物質+精神=生”、“唯生是‘根本義’”、“唯心與唯物是‘第二義’”,“救國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

書中主要內容是將人生的意義侷限於狹義的謀生活、求生存,主張協調、合作,重點在於反對馬列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階級鬥爭,書中雖然也反對唯心主義,但這只是反對唯物主義的一種“陪襯”而已。

其故弄玄虛的語言,貌似高深的理論,掩蓋著內容的空虛與貧乏。

但陳立夫卻以此自命為國民黨的理論家。

與此同時,二陳還插手文化出版業,他們認為,出版業對黨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須以一個理想支配報紙、雜誌和出版事業。

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陳立夫出面,聯合吳大鈞,一起組織了正中書局,由蔣介石發出四千元作為資本。

1931年,乾脆改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直接經營管理,以壟斷全國出版業。

書局下設上海、武昌、長沙三個分銷中心,並在上海建立印刷廠。

書局主要出版由二陳直接主持編寫並審定的中小學教科書,同時出版蔣介石及國民黨要員的著作,如蔣介石的日記,西安半月記,宋美齡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錄等,成為宣傳蔣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後來,正中書局與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聯合經營,由於有政權力量的支援,奠定了其在中國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國民黨發動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陳果夫與陳立夫更是一馬當先,衝鋒在前。

他們指揮“CC”派分子緊密配合,對革命文化大加摧殘。

1930年,由陳立夫出面,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文學團體,參加該團體的主要成員,除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國民黨上海市警備司令部的要員外,就是“CC”骨幹分子,如潘公展、黃震遐、王平陵、傅彥長等人,他們創辦了《前鋒週報》、《前鋒月刊》、《現代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動”,宣揚封建法西斯主義文化。

1935年,陳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聖、何炳松、黃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對抗共產主義思想的問題,經過多次密謀,他們組織了一個所謂“中國文化建設學會”,陳立夫親自擔任總會的理事長,在他的主持下,該會提出把中國傳統的思想與外來思想結合起來,混合成“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

實際上,他們是要把中國的封建思想同外來的法西斯思想結合起來,反對共產主義。

為了更好地實施文化“圍剿”,陳立夫向蔣介石建議,並獲蔣的批准,在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下面,設立了“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由其親信潘公展擔任主任委員。

1934年6月,該會正式辦公,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國境內之書局、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將原稿呈送該會審查;其內容如有認為不妥之處,得發還原申請人,令依照審查意見刪改;如有嚴重情形的,將原件扣呈中宣會核辦。

文宣大將(3)

圖書審查委員會集中了一些國民黨黨員,CC派分子,他們一切均按陳立夫、潘公展的旨意辦事,對於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締,或者將原稿刪割得面目全非。

在這裡,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國民黨的官樣文章,才能予以發表,對稍有進步傾向的作品,則以“反動”罪名予以扼殺,更不用說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作品了。

據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報道:在1934年,僅華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壓各種出版物的事件。

壓制報刊出版物導致的惡果是焚書,1934年遭焚的書約有149種之多。

更為嚴重的是,二陳在嚴禁和查扣革命書刊的同時,還指揮CC分子對進步文化人士進行摧殘和迫害。

如1930年在南京殺害著名戲劇家宗暉;1931年在上海殺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殷夫、馮鏗;1932年在北平拘捕許德珩、侯外廬;1934年,陳立夫的親信馬紹武率特務綁架丁玲、潘梓年。

另外,槍殺楊杏佛、史量才,騙監杜重遠等,不一而足。

魯迅曾在一封信中極其憤怒地指出,國民黨特務的殘暴程度,超過了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紀錄。

陳果夫與陳立夫雖然如此賣力地參與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但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

在中國共產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