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餘之子亦即餘妻之子，視如己出，以慰餘靈，但餘妻切勿來陝。”這似乎是一封遺書，準備至死不改。第四，隨著瑞納、宋子文及至宋美齡等人來陝做工作，蔣介石的態度開始有變化，答應了讓他回京後，條件可以接受，蔣介石的話是這樣說的：“餘不回京，任何一條皆不能實行，亦無從討論，不問為八條四條也。”這本《西安半月記》的字數不多，僅一萬多言，但字字充滿了對西安事變歷史真相的歪曲與對張、楊的仇恨，句句吹噓他的所謂“堅貞不屈”與對張、楊的“不讓步”，處處攻擊事變會將歷史拉向後退。這本書唯一可取的，是把每一天的活動記下來了，而活動的內容則完全按照蔣介石的立場與觀點，加以杜撰。

與《西安半月記》相匹配的是宋美齡搞了一本《西安事變回憶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曾不讓這本《回憶錄》出版，但又無奈，最終還是讓它出版。同《半月記》相比，這本《回憶錄》就可以作為歷史的參考。書中明顯的有幾個比較符合當時歷史面貌的觀點：第一，關於事變的性質，宋美齡認為：“餘則視此為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次革命正義之關鍵也。”她進而分析說：“西安事變之經過，其情狀之複雜，決非中國既往一般稱兵作亂之叛變所可比擬；而其關於國際與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勢，倘處置失當，即釀成民國以來空前之戰禍。至其對於內者，則包涵個人與全國各種複雜問題，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積於其間。”所以對這樣一個事件，要做到有正確的看法，宋美齡說：“今欲事後回溯，表現其準確明瞭之事實，固非易事；苟勉為之，首應排除個人之情感，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各方面同時活躍之經過，方能窺得其真相之全豹。”第二，關於南京政府要採取的措施，宋美齡認為：“真相未全明瞭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餘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慮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餘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宋美齡覺得對這個事變的解決辦法應是：“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第三，關於亊變的具體解決，宋美齡一一記下了她的活動：“餘迭向京中諸要人剴切陳述；於未得確實訊息之前，務鎮定其態度，信任民眾精神上之後援，勿採急遽之步驟”；派端納赴陝，託帶手書私信給蔣介石，“函中述餘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為本，餘日夕為彼祈禱上帝，願彼寬懷”，另又手書一信致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將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餘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貽噬臍之悔”；在南京大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使人們相信“當時局勢雖黑暗危殆，然餘深感必有可以解決之途徑”，“為國家計，不得不呼請諸公妥覓和平解決之途徑”，“委員長之安全，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之聯絡，此餘之所以主張必用和平方法以保其安全也”；要黃埔出來的將領“於未明亊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遇事鎮定，勿尚感情”；派宋子文赴陝，實為打前站、探路，“我等主張：政府雖不能與叛變者直接談判以自貶威信，亦應准許我等作勸導叛變者之工作”；最後宋美齡親自出動，其心情是“一星期來，今日獨異常晴朗”，見蔣後一再勸蔣介石“此後君不應輕言殉國矣”，告訴蔣介石“倘處理得宜，或可立即解決”。第四，關於同中共的接觸。宋美齡先說一段：“我等此次到陝，尚未聞赤禍之威脅，有如外間所傳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訴，共黨無劫持委員長之意，且主張立即恢復其自由。然我輩不能健忘彼等過去殘酷之行動，今雖一時沉默，仍未減其威脅之危險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棄其昔日之政策與行動，然我亦不願信此無稽之談也。”又說她同“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即周恩來）“長談二小時”，她對周恩來的談話“注意靜聽，察其言辭中，反覆申述一語並不厭贅”；第二天又交談，宋美齡在攻擊了一番中國共產黨之後，還是提出所謂：“國難如今日，民族運動者如為真正之愛國者，應即放棄其不能實行之政策，各盡其在中央領導之下誠意協作之任務。”這本《西安事變回憶錄》比《西安半月記》多了1000多字，是一口氣敘述下去的，許多文字比較符合歷史面貌，而立場、觀點仍同蔣介石一樣，她借張學良的口，稱事變為“劫持領袖之錯誤”，把蔣介石的作用吹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同樣的，把她自己在解決事變中的作用竭力地加以表露。更有甚者，把她與蔣介石的釋放，吹為“中國全民眾解放之基，實亦肇於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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