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竭盡全力完成經濟學和生物學的雙學位，但是她發現，即使自己再出色也終究是有極限的。最後她決定完成經濟學學位，不過她對於科學的興趣從未消退。同樣沒有消逝的還有她希望改變世界的理想。

2006年，金特里從耶魯大學畢業。她回到了弗洛倫斯。她回到父母身邊是因為身體原因，對此她不願多談。不過，儘管看起來回到弗洛倫斯這個小地方是再度被限制在這種平淡的生活中，但目前的事實證明，這卻是向她的理想又邁進了一步。她一邊調養身體，一邊在斯科茨代爾市施朗登的實驗室中做志願者。

在這裡，她頭一次深刻體會到科學家的日常生活中的沮喪。學術界的諸多限制會讓科學家不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他們必須要處理這個問題。

“在學術圈，你必須得努力工作，必須要發表文章，必須得獲得P。I。（principalinvestigator實驗室負責人）或更高的主管的認同。”她說：“但PI和更高層的主管參加學術會議時，和朋友在一起時，閒聊‘如何在這個領域創新’的時候，他們是很閒散的。”

她說，她發現在制度化的環境中，所有的這些激情都消失了，這並不是因為某個人，而是因為這個制度的結構。在這個制度下，科學家並不是團結起來發現和製造新東西，他們都在擔心別人會不會竊取自己的想法，偷走自己的智慧財產權。金特里說，她觀察到，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創新能力的萎靡。“如果你自己創造的東西你都沒有所有權，那幹嘛還要辛苦把它創造出來呢？”

但是，金特里看到的扼殺創造力的現象並沒有讓她變得憤世嫉俗，相反，她從中看到了機遇。在體制內，科學家所做出的每一個科學決策都可能影響自己在某個機構中的職業生涯。如果從這種制度中退出，也許他們就能花更多的時間實現自己的設想，而少花些時間為辦公室鬥爭著急上火。

《想當廚子的生物學家是個好駭客》第10章（5）

“有的科學家擁有偉大的想法，但是卻不能從所有權困擾中解放出來，我希望能為他們做些什麼。”金特里說；“我看到了一種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給他們提供工具。”

施朗登說，他實驗室裡逐漸壯大的志願者隊伍和他一起發現了幾種微生物，這些微生物能夠分解膽固醇。他們也成功地用類似的手段找到了避免黃斑變性的方法。黃斑變性是一種常見的會造成失明視網膜疾病，常見於老年人。這所實驗室的研究成果獲得了一些專利。施朗登說，其他SENS研究人員如今正在努力研究如何把他的發現轉變成一種降膽固醇的藥物。

給這項研究做收尾工作的時候，施朗登已經獲得了博士學位，並且準備好進行下一項工作了。他和金特里變得親密，他們也變得焦躁不安。他們相信，偉大的研究專案應該根據自身狀況向前推進，不需要任何機構的認可或限制，這就是他們決定要做的事情。最後促使他們走出這一步的，是他們的一位朋友的悲慘命運。這位朋友是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實驗室中工作的同行，40歲時，他被診斷患了癌症。她至今仍舊對那個德國的實驗治療感到憤慨，她說，她的朋友無法嘗試這個療法，只因為治療設施在節假日不能使用，就這樣官僚主義又一次妨礙了她。幾個月之後，他就去世了。之後，金特里和施朗登搬到了矽谷，住進了山景城裡一棟普通的公寓裡，那裡距離谷歌總部只有幾英里。他們只想著一個目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好讓其他人不再承受他們那位朋友所經歷的痛苦。他們打算直接開始嘗試，不等補助金、投資者、政府的管理者或其他人的許可。∧米∧花∧書∧庫∧&nbsp；__

要獲得研究用癌細胞不是隻要填好信用卡號碼和郵寄地址就行了。20世紀90年代，伊拉克的一個新聞記者透過郵購的方式把炭疽病毒寄送到了一間酒店房間裡。自打這件事發生後，關於生物研究材料的管理規定就更加嚴格了。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實驗室裡研究用的活的癌細胞能感染人類，但是要想從生物供應公司裡郵購這些細胞，你還是得拿出證明來：你屬於某個正經的研究機構。普通大眾不可能輕易獲得這些材料。DIY生物學家非常鄙視這些規定，他們認為，負責任的公民應該有研究的權利。“生物朋克對有關獨立研究的諸多限制深表遺憾。”梅瑞狄斯·帕特森在《生物朋克宣言》中寫道：“因為，能夠獨立地對周遭世界產生某種理解的權利是一項基本人權。”

《想當廚子的生物學家是個好駭客》第10章（6）

足智多謀是所有DIY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