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在如何與強權打交道、如何在弱勢中奮發圖強這兩方面，日本有資格做中國的老師。但是，日本的可怕就在於，它的崛起不僅未成為中國之福，反成為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禍的根源。近代以來的日本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富強需要以中國的貧弱為基礎，它的民族優越感需要以中華民族受虐受辱為代價，它的國內危機需要到中國來解決，它的國際地位需要犧牲中國來滿足。

千年師生一朝易位，兩國關係說到底和而不同。中日兩國關係中的恩恩怨怨，許多是由雙方文化認知的不同引起的。中國文化幾千年來以儒家學說為主導，在對外交往中講究王道、寬厚，有時甚至達到以德報怨之地步，無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對方，求一個“和”的境地。

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維邏輯。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與刀》中十分生動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級秩序觀念。“日本人對國際關係的全部問題也都是用等級制這種觀念來對待的。”此種觀念之下，認錯往往只是認輸，是對強者權力的認可，而非對自己罪行的愧疚。基於這種思維，在近現代歷史上，日本對中國傷害最烈卻鮮有愧意。每當中國呈現出向前發展的良好態勢之時，總是由於受到日本實質性的傷害而創業未半，中道崩殂。這樣的傷害至少有兩次。一次是洋務運動，雖然今天對這場運動或許會有諸多不同的評價，但毫無疑問，洋務運動還是開啟了中國科技、工業，包括軍事現代化的先河。當洋務運動小有成就時，日本發動了甲午戰爭，使其徹底破產。對一個“蕞爾小國”的戰敗以及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基本上阻滯了清政府自身現代化的努力，為其滅亡埋下了伏筆。另一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北伐戰爭之後的中國政局終於稍事穩定，1927—1937年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階段之一。但日本又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了極大的痛苦，使中國社會經濟蒙受了極大的損失。

全世界的棒球都有一條普遍適用的規則，三次違規即出局——英文中常藉此隱喻可以寬容再一再二，決不可饒恕再三再四之義。近代日本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先後兩次橫刀隔阻，在21世紀，它會第三次亮刀嗎？

《拐點》一書從歷史的善意出發，百年恩怨，話說從頭。主要的目的是認知，不是糾葛；是歷史的記憶，不是現實的仇恨。是王道與寬厚，而不是化掌為刀。

老槍

2006年7月寫於北京青年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