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不過，看來還是有人在私下裡流露出一絲懷疑。他們說，植物不可能無限制地生長。於是廣東省省委書記就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駁“糧食增長有限論”。毛澤東開始信以為真，他聽了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的一面之詞，就連連感嘆“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另一位科學家這時候不失時機地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這項研究雖然沒有證明增長可以無限，但卻證明，稻子或者麥子都具有畝產二萬公斤的潛力，只要讓它們把太陽輻射到土地上的光能利用百分之三十，就可以做到。

看了下面這樣一些數字，就可以對當時共產黨內瀰漫著的樂觀氣氛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糧食的年度產量計劃，原來指定為一千九百六十億公斤。夏天，政治局發表的會議公報說，糧食的產量將遠遠不止這個數字，而是三千到三千五百億公斤。秋天的幾個月裡，整個國家都籠罩在一種更加熱烈的氣氛中，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宣佈全年的糧食產量將會達到四千億公斤，甚至五千億公斤也有可能。不過，如此離奇的數字終於使毛澤東產生疑心：也許糧食的產量中真的包含著虛假的部分？他召開一系列會議指責幹部中間的撒謊行為，主張將這些數字經過折扣之後再予公佈。但是儘管如此，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仍然相信糧食的產量將是三千七百五十億公斤，把這作為本年度的最後統計予以公佈，以證明人民公社的一鳴驚人。但是，八十四位中央委員、八十二位候補中央委員和三十個省市區的書記們，誰也不會想到，實際的產量只及這個數字的百分之五十二。更不會想到，這裡面埋藏著日後農村的可怕的饑荒。

照過去方針辦（19）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來誇耀農業的增產，表明了那個時候的農業方針乃是一種愚昧與虛偽的混合物。但如果認為黨的領袖們只是熱衷於虛幻的神話，而對自然界的客觀屬性一無所知，也不符合實際的情況。毛澤東本人出身於農民，對於作物的生長過程並不生疏。他在巡視鄉村的時候，就常常說起技術在種田當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應當深翻，種子應當密植，這些話後來被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歸納為“八字憲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種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終其一生，毛澤東始終認為精神力量之重要遠遠高於技術的因素。但事實上，任何科學技術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鬧劇。比如，在“深翻土地”的號召之下，基層的官員們就會動員社員將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結果，是讓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佈滿種子，竟在每一畝土地上播種數百公斤，日後種芽發起，重重疊疊，先是將整塊土地頂起，接著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們許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糞便加以蒸煮，壘成無數圓錐體或環形、梯形，再以薄士密封於表面，上栽作物後又以纖細竹管插入，順管孔澆水，催動肥料發酵，以釋放種種氣體，養育表層土壤和作物。這最為常見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滿足人們的增產慾望，於是又附之以種種非常措施。比如為每棵莊稼注射若干毫升的營養液體，這種液體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長素或者各種各樣叫不出名字來的東西。在所有幻想和發明中，以徐水縣大田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高玉生的發明最為聳人聽聞，他將帶血的狗肉煮爛，以肉湯澆灌作物。據說此種肉湯可使玉米每株結穗十棵，使穀子穗長五寸。（《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所以一時風行鄉間，狗跡幾絕。但是，為人民公社的種種奇蹟作出犧牲的決非僅是狗，還有其它生物。陝西省蒲城縣的一個發明是改變雞的習性，讓公雞履行母雞的職責去孵化小雞，以使母雞騰出更多的時間來下蛋。在這個實驗中公雞被割去生殖器官，並且被迫像人一樣地喝下兩杯酒，然後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農學院畜牧系的六位學生用大致類似的辦法完成了另外一項創造。他們對一頭豬施以手術，將其耳朵、尾巴、甲狀腺和部分胸腺割去。豬的照片後來掛在北京的農業展覽館中，其禿頭禿尾之狀慘不忍睹。但是照片說明寫道，這種“四割法”使這隻豬在一天之內增膘九點五公斤。所以它是學生們向國慶九週年敬獻的禮物。這些事實證明，科學與愚昧斷然沒有可能在同一個殿堂裡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學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學也變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以我們國家傳統中源遠流長的積弊衡之，種種愚昧的存在本身並非意外。問題是這些浮躁和殘忍的一意孤行，何以會伴隨著人民公社的誕生成為無可抗拒的社會力量？史學家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