諳暗探局和當今內務部偵緝工作的斯大林，私底裡大概也免不了要嘲笑自己的解釋太可笑。太經不起一駁。

內務部與革命前的暗探局一樣。擁有各種各樣的情報渠道，並能依靠奸細獲得確鑿證據。順便指出，內務部比暗探局更能籠絡“耳目。”即告密者。

暗探局雖能千方百計地強迫草命者變節當好細，但卻不能在遭到拒絕時用死亡來威脅他。而內務部不僅威脅。而且確實可以殺害拒絕者，因為內務部這樣做並不需要法庭宣判。

革命前的警察局可以把革命者本人送去流放，但卻沒有權力流放或加害其家屬。而“革命。的內務部則擁有這樣的權力。

斯大林內心其實是非常不安的。雖然藉助這次事件，能把自己的敵人全部剷除，但是，如果不能使人民信服，那麼莫斯科隨時都有可能被敵人攻陷！

他要公訴人戴夫斯基在下次開庭時當眾進行解釋：”

“我敢肯定，對有關陰謀事件的案子。不能提證據這樣的要求的

公訴人就這樣括不知恥地表明。這種指控是無須任何能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

這樣，凡是有頭腦的人就必然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偵訊人員沒向被捕者出示任何罪證，那麼。又有什麼東西迫使老布林什維克們供認犯過應判死刑的大罪呢？

如今坐在被告席上的這些人；曾經多次上過沙皇的法庭，對刑法的基本原理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們明白，他們沒義務證明自己有罪，相反，舉證責任應由公訴人承擔。

對他們來說，最明智的對策是保持沉默，等待“案什”調查工作徹底失敗。

可是如今使整個莫斯科吃驚的是，這些被告人沒象以往那樣沉默，而是異口同聲地承認自己犯過一切被強加的罪行。這種無法解釋的怪爾爪在二次莫斯科審判時而再、再而三地出此身陷世老布林什維克，明知偵查機關沒有掌握任冉有害於他們的罪證，卻偏偏願意把唯一的、有損於自己名譽的，同時又是開庭所必不可少的依據提供給起訴人：

這依據就是他們自認有罪！

不僅如此，他們還把這事辦得如此認真，使得莫斯科人百思不得其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每一次公審時，被告們都毫不猶豫地承認犯過駭人聽聞的死罪。他們罵自己是蘇維埃的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幫檢察長尋找最惡毒、最卑鄙的字眼。讓他用這些詞來評價他們的人格和行為，他們還設法要在這場自我誹謗的競賽中超過同案犯，說自己是最猖狂的陰謀分子，是罪魁禍首。

總而言之，他們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就這樣，公訴人說什麼，被告人就承認什麼，甚至在公訴人大肆歪曲他們的生平事實時。他們也絲毫不予反駁。

老布林什維克們絲毫不願為自己辯護，這固然令人生疑。更令人驚奇的是另一方面，被告們在表示出對自我辯護絲毫無動於衷的古怪態度的同時，亦拼命為斯大林及其統治的英明唱高調，為斯大林炮製出來迫害他們的莫斯科一審判辯護。

彼得羅夫夫在最後陳述中說：

“黨發現我們在墮落，就對我們提出了警告。斯大林在一次發言中強調說。反對派的思想傾向會使我們頭腦發熱，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黨。可我們沒有聽取這一警告。”被告人阿歷克塞在最後陳述中說：

“但無產階級的寬容是有極限的。我們現在就已到達了這一極限。”

曠世罕見的怪事！

這些老布林什維克身臨死亡邊緣、罪責加身，非但不自救，反而盡力幫助斯大林，好象受死刑威脅的並不是他們。

哪怕是出於自衛本能，他們也應該在最後陳述中孤注一擲，為自己辯護，拯救自己。

可是他們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把生命的最後一刻用來吹捧自己的劊子手。柚們要讓周圍的人們相信，斯大林以前對他們太有耐心，太寬容，現在，他有權消滅他們”

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剛中，列昂尼德竟然這樣極力為斯大林的偵訊機關申辯，甚至好象做得過了頭。他在審判大廳裡發言時說：

“從我被逮捕到現在，我一直在折磨審訊員。現在有人問我在審訊過程中是否受過折磨毛我必須回答他。我的情況恰恰相反，是我在折磨審訊員，而不是他折磨我。”

何等少見的奇論！

老布林什維克竟然為莫斯科人不相信他們有罪而萬分惱怒，他大發脾氣。居然是因為自己的人民和士兵還繼續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