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眾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革舊從新，為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鹹以為不若循常，豪富併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

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免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稽核，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粥於術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喂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

十二年，詔群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並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谷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恆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幷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群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逾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故常煉鍛為刀，送於武庫。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

自徐楊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

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僱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僱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僱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僱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僱作手並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僱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僱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並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並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僱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

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為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僱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