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想天開四處叫囂世界大戰，只給國政系丟人現眼。環顧左右學長師兄，眾目睽睽已無法遁形，只好領命。可回家思前想後搜腸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筆。

一直到現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餓，那時候每天晚飯吃五個饅頭還頂不到晚上十點，跑回宿舍發現掛在床頭毛巾口袋中的饅頭被同屋的餓狼吃了，僅剩下搪瓷飯盆空空如也。於是我自己也像覓食的猛虎悄然潛行，見別人桌上有什麼吃什麼，連大茶缸裡的涼水也不放過。

現在的大講堂當時是大飯廳，名曰飯廳可整個飯廳連一張桌子都沒有。三千多人都蹲在地上雞啄米般地進食，場面十分壯觀，遇有人行走飛沙走石拖泥帶水也沒人叫喚不衛生。大飯廳西北角承受圓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磚頭掉了，露出一尺見方的窟窿，是我藏飯盆的地方。那時大飯廳連存飯盆的地方都沒有，所有學生不知為什麼都用毛巾縫個口袋，裝上吃飯的傢伙，裝在書包裡或提在手中叮叮噹噹地四處亂走。據說這源於大革命中的串聯，屬於我軍光榮傳統。當時79級以上的學兄學姐大多上山下鄉經歷過大革命，令我們這些剛出校門的萬分景仰。偏偏我們37樓432與434一脈相通是個大套問，烏壓壓12條漢子幾乎都剛離開高中不久，嘯聚山林與兄姐們分庭抗禮，自稱“西部財團”。為安定團結，系裡調了一位二十五六歲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鋪，加強黨的領導。

這老兄名叫王青松，來自河南信陽，原是地委機要幹部，現為我班團書記。舉手投足透著重權在握的穩重，自然更讓我們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覺翻身都輕手輕腳心懷敬畏。

他也時不時地與民同樂，甚至和我們比賽俯臥撐，可總是不得要領有些隔閡。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歸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臉燙腳悠然而睡，天長日久犯了眾怒。先是有人在門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後加碼到一盆涼水。人多勢眾爭強鬥狠，最終將學校發給每人一個的12個方凳同時翻過袈48條腿一齊朝上碼在地上，我身居上鋪負責拆去管燈憋火，黑燈瞎火摔他個鼻青臉腫，他也不急。

當時沈仁道老師還未調到北京市當政協主席，仍在國政系講《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他講到選舉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偏巧這時團支部改選，各位同學半開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主，不想真把他選下去了。事後我們都挺後悔，覺得玩笑有些過火。

幾年後，我分到政法大學教書，學校請來一位門徒200萬的石松大師傳授氣功，大師一口氣下去從書記到校長上千人滿地亂爬。我聞訊忙背上相機趕去拍照，不料大師竟是王青松。他站在臺上高聲斷喝：“眾徒兒散開，來人是我同學。”還是那口信陽鄉音。言罷把我拉上臺握手擁抱，讓信徒們萬分羨慕，感動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

二

1979年，我是稀裡糊塗進北大的，“師曾參之孝”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兄弟倆全是戊戌變法由秀才舉人搖身一變進京師大學堂的，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仕學館，爺爺畢業於文科中國文學門。他教導我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勇敢誠實、科學民主、濟世救民……就是失業找工作也比別的學校畢業生容易。在爺爺高瞻遠矚的監督下，在填寫志願時我寫上一句“服從北大分配”。其實當時我更想報考石家莊高階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生一樣，幻想當個巴頓、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師長。為能和爺爺歷數的蔡元培、胡適、李大劊、陳獨秀、毛澤東、魯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著牙進了北大。

開學頭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傳統，六十多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中國第一個攝影團體——“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廟前，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歐戰成名的名記者蕭乾就是他的門生。在北大37樓432宿舍的棉被裡，我用飯盆沖洗了平生第一個黑自膠捲。

在國際政治系，我始終算不上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種種拗口橘詐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歷史系羅榮渠、國政系王炳元的戰爭史我最感興趣，偶爾還跑到紅山口的軍事學院去偷聽。好在北大民主科學、自由容忍，於什麼都沒人管，各班沒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這樣不務正業的流寇四處亂走，邊走邊聽。

1992年在班加西，我與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為我在北大讀過他的《綠皮書》。天長日久校園內漸有虛名，物理系79級一位姓黃的學兄慕名而來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