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偉大都有點神秘，留下一點神秘，也就是為中華文明留下一點繼續開掘和解釋的可能性，實在很好。

另一件與吳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學與大學生見面。

這是我們回國後第一次見到大學生。在國外險峻的長途上，憋了很多話，總想找一個場合傾吐，最佳的傾吐物件似乎是大學生。

四川大學的學生們熱情洋溢，聽說我們下午要來，上午就來佔位置了。結果，擠得人山人海，連校長、副校長也只能埋在無數站立著的人群背後的牆角。我主講，除小莉外，郭謹和多數隊員都在場。

學生們有很好的感受力，聲聲大笑，輕輕擦淚。只可惜演講的時間實在不夠。

約好以後有機會再講，我們從密密層層的人海里掙扎出來。

剛剛鬆一口氣，一群記者包圍上來，提出連珠炮般的問題：

“有人說，你們這次出去是因為中國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樂部，是要扭泥作態地去組建一個老人俱樂部，對嗎？〃

“你出發後國內突然有好多人發表文章罵你．你準備什麼時候反擊？〃

“有人批評你在嶽麓書院演講中揭露盜版有失風度，請回應！〃

“有人發表文章說，電視臺就是廣告商，作為一個文化人與他們聯姻，合適嗎？〃

這些問題其實與四川記者無關，他們只是轉述和詢問罷了，但我還是抱頭逃奔，只是為了不讓我的夥伴們聽見。這些夥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現在旅程還沒有結束，如果知道已經有人在報紙上如此說話，真不知會有什麼粗獷的反應。

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住拐寸它們的出現又似乎全部知道。它們讓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來了。

它們的出現不會改變我考察的結論，也不會影響我要向海內外同胞報告對中華文明重新認識的好心情。但是明顯的反差畢竟存在，而這種反差也關及文化。

其實幾平所有的中國r　人都深有感觸：只要有人走了一條比較艱險的路，做了一件比較像樣的事情，立即總會被一些聲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會一再地對著中華文明發問：你那麼偉大，為什麼又那麼使人勞累？

劉長樂先生昨天送給我一本叫《　東方主義》　的書，我隨手一翻就讀到一段話，是一個叫約翰一布侃（如hn　B　uchan　）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說的：

你有沒有想過中國的例子？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好頭腦，卻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創意殆盡，他們沒有方向，也沒有驅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來全足一場空，全世界都因此恥笑他們。

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國的過去和後來。中華文明的力量，不在於永遠不被人恥笑，而是遲早會結束被人恥笑的狀態。

但是，這段話中有一些關節仍然值得注意。我們在考察途中一再讚歎中國古代對於“外傷”（如遠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這段話則描述了一個“內耗”結構。在這個結構中，聰明的頭腦加在一起必定什麼也不是，互相攻陷的理由又必定是空洞又花哨。

怎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

我想起了已故的文化學者梁漱溟先生的一個說法。／又十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先生在一個文化講習班上發言。說他不贊成“中國進步太慢”的說法，因為慢也會積累進步，但按中國傳統文化的程式，再過多少年也造不了飛機和衛星，因此關鍵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沒把心思放在物質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際關係、人倫關係上了。一開始把心思放在人際關係和人倫關係上並沒有什麼不好。兩千五百年前，希臘哲人在大海邊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印度哲人在恆河邊思考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哲人則在歲別可邊思考人與人的關係。相比之下，中華文明的這種人世態度顯得那麼通俗和健康，這至少也是它長壽的重要原因。但是，由於太重視人際關係，兩千多年下來，人際關係也就成了一種重要的生存資源。是資源必然引起爭奪，爭奪的主要方法是毀損對方的“人脈”和名譽，這就從正道變成了岔道。

在這條岔道上後來又遇上了“鬥爭哲學”，不少人更加習J　慣了對一切探索者和創造者的“圍獵”，更加磨礪了抉微索隱、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的技巧，這是中華文明的雜質，不值得玩賞。

這次在國外我曾一再拜託夥伴們一起留心一個問題：這些各有危難的國家，有沒有一些共同超過中華文明的優點？大家反覆觀察，最後終於有了一個結論，這些國家的國民，從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