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於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和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遊》）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一個充滿象徵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後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鬱憤，最後都化作供後人遊玩的景點。景點，景點，總是景點。

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鳳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弔也可休息的亭臺。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西湖勝蹟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終於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為遊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遊觀的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遊觀物，於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遊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於蘇堤。也沒有什麼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於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鬆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裡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他們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儘管美麗，也就是這麼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來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麼都看透了。隱居孤山20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幹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後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鬆，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哪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隻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儘管有濃重的黴味，卻是安全而寧靜。於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書籤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願意不願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後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