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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有Read　his　mind本領的聰明人，在蔣、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說他能‘體諒領袖苦心’。這‘體諒’二字，便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大陸上的康生和汪東興，如何體諒主席苦心，一定有更驚人的警語和行動，將來自會慢慢出現的。可是真正的‘忠臣’，體諒之後，就按照領袖的苦心，主動地去執行，還是不夠的。萬一在執行中出了問題，你還要為領袖。背盡一切黑鍋，負盡一切責任。領袖如為化解他自己的責任，而要向你‘借頭一用’之時，你得慷慨捐頭，而口無怨言，是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義士……，古人所謂‘死士’；所謂‘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者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取得領袖的絕對信任，成為領袖的‘心腹’，去享榮華，受富貴。但你如善於Read　his　mind，就想乘勢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經發覺，那你就自掘墳墓了。

宋至死未嘗疑袁

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係，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人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制時代便叫做上‘遺折’）作最後諍諫呢。書曰：

北京袁大總統鑑：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惋。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儲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背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

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範圍。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侯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佈浮言，坐貽實禍？【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報’】

他這話也有他的道理，讀史不能以人廢言也。而宋逝未幾，兇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幾洪述祖亦畏罪潛逃，趙亦淬斃，胡為乎而然呢？您說這是民初軍閥時代的政府下流嗎？蔣、毛二公時代，例子還少嗎？舉不盡了吧。縱在美國，甘乃迪總統是誰殺的呢？殺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誰殺的呢？後來殺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誰幹的呢？

政治暗殺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難書的，不查個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當‘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現象。其實黃興所說的‘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這三大暗殺案，若從純法律的觀點來分析（如果讀者賢達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審員（jurors）），我們就很難確定袁世凱是真正的刑事犯。證據不足也。再者，朋友，我們的國共兩黨，一向都主張‘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這話據說連陳誠都說過），則疑犯罪犯又何從分別呢？試看‘六四’運動時，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體阻擋坦克車的小神經、大豪傑王維林，今在何處？江主席說他躲起來了；找不到了。難服攸攸之口也。我們怕他是在‘錯殺一百’中，被公安部門一怒之下‘錯殺’了也。王維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膽大包天的一個小神經而已。一個偉大的共和國，連一個神經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過，那還是什麼個國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