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卻這樣？你不覺得自己變得俗不可耐了嗎？”我憂傷地說。�“我做不到，你原諒我！我不僅僅是屬於我自己的，我是家裡的，是社會的。”她轉身過去。�

“你要跟白成富走是不是？”我氣憤地問。�

“不，我誰也不跟！”她跺腳。�

“你走不走？”我攔腰將她扶住。�

“不——行——。”她說，“你什麼時候走？”�

“就在這幾天之內，那邊催得急。”我說�

“讓我考慮一下吧，到時再說。”她掙脫我的手轉身跑了，我看見她先是緩慢的步子，又變成小跑，又變成更縵慢的步子。�

第二天，我帶著衛超從深圳寫給我的信（當時的規定，內地人要去特區必須有來自特區的邀請信。）先去公安局，花三十元以旅遊探親為名辦了張邊境證，又到銀行取出我的全部存款一千八百元，這大多是為一家經濟開發區翻譯資料獲得的報酬。我買了雙新式涼皮鞋，一件汗衫。我估摸著錢不夠用，想起借錢那天賈衛東的話，就到他的火鍋店去碰碰運氣，正好他有筆利潤在手。我告訴他有點小生意需要點資金，借了八百元，我不敢告訴他我要遠走。我又給成都的哥們葉冬江打了個電話，聯絡機票事宜。我神出鬼沒，家裡竟一點不知我的動向。�

當我懷著激動不安的心情再次敲開舒怡的家門時，她不在家。她母親見是我，就象富人家裡來了一個窮親戚，先是驚訝，再努力驗證自己的記憶力、辨別力，又極力地用一種不冷不熱的語氣說：�

“怎麼又是你？你老找舒怡有什麼事？白成富約她出去了。”�

我悻悻地告辭，轉身欲走，她卻叫住了我：“小李，你先別走，我想和你談談。”�

我被她安排坐在一張僅有三寸高矮、巴掌大小的幼兒園那種兒童塑膠凳上。我正襟危坐，雙手垂地，雙膝高聳。半陣都找不到搭訕的機會。桌上放著兩杯冒著熱氣的茶水和一盤水果，看來他們剛走不久。我沒有被款待享用水果茶水。舒怡的媽正對著我，居高臨下地坐著，用審訊官的眼光拷打了我一番，咳了咳嗽，於是，一場慘無人道的審訊就正式開始了：�

“小李，你老實說，你對舒怡瞭解多少？”�

“異性朋友中，我最瞭解她，她也最瞭解我。”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嗎？舒怡可是個苦孩子，她從小沒父親。”�

“我也是吃苦瓜長大的嘛！”我想融洽一下氣氛，也想改變一下被動局面。�

“嚴肅點！別跟我吊兒郎當的！”她突然厲聲地說，“老實說，我對她和你的事是不贊成的！”�

“為什麼？”我明知故問。�

“很簡單，你的條件不太好，現在應該說是很不好。男怕幹錯行，女怕嫁錯郎——我曾經犯過的錯誤不能在我女兒身上重演。我是舒怡的母親，我要對她的一生負責，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她冷淡地，乾巴巴地說。�

“也許舒怡和您對幸福的概念不同，理解不同，坦率而冒昧地說，你們畢竟是兩代人。”我平靜地應付。�

“笑話！難道我還要害自己的女兒不成？她現在還小，再等幾年就會明白的。”她慍怒地說。�“我會盡量讓她幸福的。”我鄭重地說。�

“笑話！你能讓舒怡幸福？”她不無嘲諷地說，“你有這個能力嗎？聽說你連工作都不要了？你連自己都養不活還敢奢談讓別人幸福，真是笑話！”�

“您誤會了，我是停薪留職而不是把工作扔了，這只是暫時的。”我宣告，並擠出一絲笑容說，“再說這也是正常的，我們年輕人應該積極為國家為社會著想——國家也困難嘛！我們不去體諒也就沒人去體諒了……”�

我想擺事實講道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這是在蒙城。”她輕蔑地哼了一聲，半晌又問，“那你打算幹什麼？”�

“我打算開一家洗腦公司。”我情急之中胡謅了一句。我才不敢暴露想拐她女兒到深圳去呢。�

“什麼什麼？洗腦公司？理髮店還是洗衣店？乾洗店那種？”她懵了。�

“不不，不是理髮店，也不是洗衣店，而是洗腦公司。”看著她迷惑不解的樣子，我想趁機證明她的女兒並非瞎了眼。我指指自己的腦袋給她解釋，“洗這裡——大腦！有點心理諮詢、心理診所的性質，國外這種公司很多……我觀察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總體上說發展很快但很不平衡，東西部差距沿海與內地差距城鄉差距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