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記者喬育平等。不過，從1994年到1999年初，這案子如何處置卻沒有下文。

於是劉政權家人借了個農用車，把人送到我們的接待室來了。

我聽完了控告，胸中充滿了憤怒與痛心。憤怒兇手如此殘忍且沒有人性，痛天天高喊“為人民服務”的職能部門幹什麼去了。一個守法公民受到如此傷害都沒人管，這在任何朝代都是可悲的。

我一邊招呼被害人的父親劉海華立即將兒子運送回去，以免受凍感冒更難招呼，一邊表態：這個案子，我管定了。你們在湖南省，在長沙市告狀是最後一次了，我不把這個案子處理好，我就沒有資格當這個副檢察長，我將辭去職務，我陪你們去告狀，我自己掏路費到北京去告。

我把自己的退路都堵死了。他們一走，我就跟案件轄區的芙蓉區檢察院打電話。他們還是相當積極，下午就派人去了，可是一無所獲。因為這個案子五年都沒人管，老百姓為了保護自己，什麼都不敢說。

第二天，負責調查的人給我報告說，該案發生在1994年，當時是郊區管轄，1996年，區劃調整後才歸芙蓉區，有關材料在區劃調整後的雨花區，我們不好插手。理由冠冕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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