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也真夠長的，一個村子一個村子走過去，還不見校長停下來。直到前面出現一個三面臨海的村莊，遠遠望去象一隻大象鼻子撂在海面上，這下總該到了，再過去就是大海了。果然進了村子，轉過幾道彎，來到一間古老的祠堂面前。校長才停下來說：“這就是我們的學校。”我不禁倒抽一口氣，虧縣文教科想得出，這涯崎小學可真是“天邊海角”呀！

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勞逐漸消失，一股悲涼湧上心頭，想到這裡離家四十多華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沒有電燈，沒有影院，幾個同事一張張都是陌生的臉，他們的內心更難捉摸。我對這次調動真的感到難過，覺得自己被人出賣了，被髮配到這荒涼的“邊疆”來。儘管我工作一絲不苟，拼命幹出成績，只因為想報考大學，便遭如此報復，這就是現實呀！

兩位教師見我悶悶不樂，熱情地邀我到村裡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條狹長的小街，兩邊開幾爿雜貨店和小飯館。環境還清潔，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魚和搞航海運輸，只有婦女在家種田，但農業不是主要收入，許多人棄農經商到外鄉當肩挑小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學開會，聽取傳達上級對“教改”的指示。那些對我不成問題，“減輕學生負擔，調動學習積極性，造成一個生動活潑的場面”，早就是我所贊成的。傳達者卻列舉種種思想顧慮，似乎教師都想不通，不願意。

下午是小組討論，漫談國內外形勢。一些教師在會上直言不諱地說：“形勢大好，農民大倒”。大家反映增產不增放，一分工分幾厘錢，社員對出工不感興趣，經常聚在田頭談天說地，消磨時光。有的教師還舉出不少具體例子，如張三每天會在田間講“薛仁貴徵東”，每講到“請聽下回分解”，就得有人送上吃的，才肯接下去；李四的笑話讓女社員捂著肚子坐在田埂上，再也不願起來等等。

我看出這裡有幾位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年青人，業務水平不低。他們的話很中聽，不象城裡的老教師，每次政治學習都講些客套話、時髦話、恭維話，以此表明自己安分守紀，不得罪政治，甚至要討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語調講了幾句，想不到還很不容易，當我準備發言，才發覺機會不是常有的，幾次正要開口，已被別人搶先，我又不想在爭論中發表意見，還想保持一種“城裡人的矜持”。

第三天會議討論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麼熱烈。這是個大題目，眾人敬而遠之，一開始就互相觀望。組長啟發了幾次，響應的只是幾聲冷落的咳嗽。後來一位自稱“不懂”的人開了腔，他不著邊際地談了一通重要性，空洞無物，一點不接觸實際。接下來又是一陣沉默。組長再次“啟發”，不知誰說了一聲“牆上的標語字寫得不錯。”立即你一言我一語地評論起來。組長只得提醒大家“言歸正傳”，卻又都靜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響過，會場才又熱鬧起來。這樣的討論無疑在浪費時間，然而上級佈置的任務，誰敢不執行？

大會結束前，學區党支書又特地交代了一回晚婚節育的事，強調要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抓。對於“政治”，誰也不敢怠慢，不屬“政治”便想鬆口氣。領導大概已覺察到這種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標籤。儘管如此，大家心裡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動仍當兒戲，這就是“突出政治”的後果。（待續）

十、人生漂泊——發配“邊疆”（7）

開學前兩天，學生三三兩兩來到學校註冊，他們隨便闖進辦公室，把假期作業和學生手冊往我桌上一扔，說聲“註冊”就毫不客氣地盯著我。有幾位圍在我背後，一邊看我檢查作業，一邊大聲議論。對這些熱情而不懂禮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習慣，但我儘量要做到初次見面就帶給他們一個良好的印象。後來我覺得這樣圍觀悶得慌，提議到教室去。他們“轟”地一下跑開了，兩位不願走的老跟在我身邊。

教室裡幾位學生正圍坐在課桌上玩撲克，見我進來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位仍坐在上面不動。我聲稱要點名，他只好下來了。我提醒大家點到名字的要站起來用普通話回答一聲“到”。前面的都規規矩矩照辦，後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話回答，引起一場鬨笑。我不理會，又莊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話回答。女學生真怪，擠在一起，低著頭不吱聲，叫她們也不回應，一時拿她們沒辦法，比頑皮的男孩子更叫人納悶。

下午我在辦公室備課，幾位學生竟跑到教室裡“打仗”，把剛擺好的課桌壘起來當“陣地”，拿椅子作“機關槍”，“嗵”“嗵”“嗵”打得正歡。我進去制止，他們一下子全跑光。我覺得